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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淮安商品流通地理初探
王元林
    【提  要】  明清淮安商品贸易发达,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经贸城市,这种商品流通首先与运河的南北交通密切相关;而淮安商品流通的种类繁多,流通地区广泛;加上不同地区商人的参与,联系地区广泛,使南北商品地理交流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南北商品贸易促使了淮安城市和附近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风俗出现奢靡和浮夸的趋势,也使运河沿岸淮安的诸多城镇在商品流通中,起到联系各级集镇和专业集镇的中心枢纽作用。
    【关键词】  淮安  商品流通  南北交流
 
    明清淮安地理位置重要,为运河、淮水、黄河等水道汇聚之地。明淮安知府李幼滋在《灾伤奏蠲税疏》云:“窃惟淮安一郡,为南北咽喉,国家漕运所经,设文武重臣驻节于此,非他郡比也。先年地利沃饶,人物丰富,故钱粮视庐、凤独多。”[1]清张鸿烈在为康熙二十四年《山阳县志》作序也言道,“夫河、槽、关、盐非一县事,皆出于一县。”山阳与其他县有三处不一样,其一“督巡提镇文武各员驻扎山阳”;其二“欲考河、漕之原委得失,山阳实当要冲”;其三“天下榷关独山阳之关凡三,今并三为一而税如故”,“若盐弊尤为蚕丛。产盐地在海州,掣盐场在山阳,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2]山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中第二、三点与淮安(治所山阳)商品流通与转运输贸易有关。明《山阳县志》云:“淮之编民,惟市井是语,语及田夫,则退让不肖”[3]。除山阳外,清河、安东等淮安沿运河及盐运的城镇等也是明清淮安商品流通的重要地区,本文初浅对明清淮安商品流通地理作以探讨,还请方家指正。
一、淮安的商品流通与运河的南北交通密切相关
    淮安府“居两京之间,当南北之冲,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商贾之往来必由于此,一年之间般运于四方者不可胜计。”[4]《明史》卷七九《食货志》载,永乐帝时,尚书宋礼以“浅船五百艘,运淮、扬、徐、兖粮百万,以当海运之数。平江伯陈瑄继之,颇增至三千余艘。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凡四次,可三百万余石,名曰支运。”“宣德四年,瑄及尚书黄福建议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民粮既就近入仓,力大减省,乃量地近远,粮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给官军。”[5]后支运法就近给输官军,节省费用和民力。淮安为附近南京、江西、湖广、浙江等省粮食就近汇集之地。每年通过运河经淮安运输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的三百石的漕粮。正因为如此,淮安有明代的大军仓、预备仓、东仓、南仓、东新仓、储济仓、常盈仓,清代常平仓、社仓、丰济仓等多座不同时期的仓库[6],“漕粮额运自明以来大约岁运四百万石”,苏、松、常、太、嘉、湖六府州还有白粮,“漕粮先行,白粮尾运。三月中旬过淮”[7],其漕粮运输繁荣可见一斑。除国家漕粮运输外,各地仍有一定的粮食运到淮安等交易。
    淮安利用水运的便利条件,除运输漕粮外,明代还漕运国家规定的(江西、苏州、松江、常州)各色布35万多匹;南方各省朱砂、铅、水银、铜、铁、茶、香、绢等无所不有,亦运输到京师等地为国之需[8]。国需之外,盐为商品贸易大宗。乾隆《淮安府志》卷首《凡例》言道:“运盐销引,乃食货之大者。”淮安盐运分司行署管理淮北行盐口岸(江南省无为州等29州县,河南光州等14州县)的116066道盐引,食盐口岸山阳等八州县的1万多道盐引。盐商收益最大,也是运盐河道的主要维修者之一。淮安运盐的盐河,“遇有淤浅,需帑疏浚,商人捐派居多”[9]。而淮北私盐从安东、海州而出,四通八达,“如徐渎、临洪二场,私盐出没,首在海州;板浦以南,新坝、新安等镇皆私盐往来必由之地,其责在安东县。”[10]
    同时,运河还运输其他商品,政府因之征税。永乐二十一年(1423),“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其后,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淮安等诸钞关始设,“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11]明代淮安关税从嘉靖时的1.2万两,到万历时的2—3万两;到天启六年(1626)的4.56万两;崇祯三年(1630)多达5.927万两;崇祯六年(1633)多达6.6388万两;崇祯十三年(1640)多达7.7875万两[12]。清康熙九年(1670),淮仓户部征收包括每年淮扬等四府银25000两,商税4684两,灰契小税银1206两,合计30890两多。而乾隆时淮安关税抽分船钞30181两,加上其他闸银、扣利银、折夫银、樑头银、石价银等,合计51225两。其他淮安府还有牙行1607户,后增加165户,征收定额银也有一千多两。[13]嘉庆、道光时,淮关征收税银十万两左右[14]。
    而漕船还可以附带地方土特产以便商品交流。《明史》卷七九《食货志》载,明代规定,“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许令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至六十石。”清代规定:“凡漕船载米,毋得过五百石。正耗米外,例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共为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土宜二十石。嘉庆四年,定每船多带土宜二十四石。屯军领运漕粮,冬出冬归,备极劳苦,日用亦倍蓰家居,于是有夹带私货之弊。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货物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载,以博微利。运官利其馈献,奸商窜入粮船,藉免国课。其始运道通顺,督漕诸臣不事苛察。逮黄屡倒灌,运道淤浅,漕臣严申夹带之禁,丁力益困。”[15]淮安为漕运总督的所在,“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16]。乾隆三年(1738),又“议准回空槽船舵水人等带梨枣六十石以下免其输税”[17],因此,漕船可以免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宜”(土产货物),从数十到一百石,加上水手等携带一定的走私物品,因此,漕船上携带漕粮以外的商品数量不少,这些货物促进了运河经济带商品的流通与贸易,带动了淮安等运河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
    淮安商品流通依靠运河交通南北,运河的畅通又因黄河、淮水、高邮湖等的安全为前提。从《明史·河渠志》不难看出,河漕都御史潘季驯修高家堰等堤防皆是为保证漕运的畅通和淮安等的安全。每年约四百万石的漕粮以及其他商品交换,与南北交流的大动脉——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
二、淮安商品流通的种类繁多,流通地区广泛
    淮安关税清江抽分扣利银约1万多两。“原抽客商南北货物至清江浦发卖者,后则一概客贩过关各货物照例征收。其货物自南北杂粮、豆、麦、瓜子、芝麻、豆饼、麸麯、油、棉、药材、果蔬、腌切、海鲜、颜料、铜、锡、瓷器、苏木、胡椒、真粉、土草、各色香、血料、皮骨、土丝、羊绒、紬缎、布匹、故花、手帕、汗巾、包米、瓶酒、桐油、糖果、书包、笔墨、头发、广锅、漆器、蒌(绿)茶、纸箔、以至牛角、屑弓、胎面、梳蓖、鞋底、木屐、雨布袜、绢胎、角簪、扫帚,一切琐屑日用之物”皆征税。淮仓征收淮城、清江落地商税,竹木等税不征,“所征货物较淮关约减十分之一” [18]。淮安关“按货物输税有论个者,如竹木桶盒、瓷瓦、石器之属;有论张者,如皮货、桌椅、床柜之属;有论块者,如纸张、木版、石鼓、门台之属;有论座者,如插屏、镜架之属;有论封者,如枕垫、桌插、牌料、丝灯、攒盒、方盒、各对联之属;有论条者,如领头、椅搭、藤席、板凳、大中小篾簟、草席、垫席、甘蔗之属;有论副者,如各皮帽沿、棉线、查子、弓面、马鞍、箱柜、剃头担之属;有论口者,如大小缸、大小锅、活猪之属;有论双者,如靴鞋、木屐之属;有论扇者,如招牌、茅蓬、屏门之属;有论匹者者,如缎、纱、紬、绢之属;有论面者,如鼓琴、弦子之属;有论骡这者,如人参、绸缎、色布、南来杂货之属;有论只者,如牛、羊、鲜鱼、掉船、藕船、笠蒲草船、标船;有论石者,粮食;有论件者,银□、皮褂;有论段、论根、论丈、论片、论把、论捆者,大小竹木、板片之属;间有论套、论箱、论叶、论篓、论盘、论领,货物不过一件、两件,余悉以担论,大抵什居八九,有芒稻、黍子、糁谷之属;有冬夏布棉、花棉、线缨纬之属;有铅、铁、铜、锡器之属,有药材、香料之属;有海菜、颜料之属;有鲜果、干果之属;有腌腊、腌小菜之属;有油、酱、酒、醋之属;有煤碳、石灰之属,不胜悉载。”税课司于庙湾口收解,征收包括紬布类、花麻旧衣类、帽靴袜类、草席藤枕类、香椒糖果杂类、颜料类、铜铁铅锡类、药材类、瓷器纸张类、杂货类、腌腊海味类、皮张类等12类[19]。
    清乾隆时淮安钞关所辖的18口岸,管辖来自不同地方的货船,宿迁县之长山口处于皂河上,“稽征邳、徐等处有黄河来货船,按樑纳钞”;白洋河“稽征黄河所装宿迁、睢宁、桃源货船,按樑纳钞”;新河“稽征南阳夏镇等处由运河来货船,按樑纳钞”;后湖“稽征徐溪口、亳州等处由小河来过洪泽湖货船,按樑纳钞”。清河县天妃闸,既通济闸,“为南北之咽喉,一切货船于此进口”;仲庄及清河县左侧一处“稽巡黄河货船”。山阳县关口九个,占到一半,清江浦老坝口外河,“为王家营陆路要道,稽巡货物”;草湾“稽征安东来货船”;永丰“稽巡盐河货船”;周家闸(桥)“稽征盱眙蒋家坝来旱驼货物”; 清江浦、上一铺(湖嘴)和下一铺(南所)“稽巡(淮城)装卸货物”;军饷即南胡所,“为东南之都会,稽查南来货船”;乌沙河“稽巡淮北土产萝葡、莴苣等货”[20]。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淮安境内关口商品来源地区广泛,除江苏的淮安、徐州、扬州外。其他附近河南的南阳、信阳,安徽颍州、凤阳、泗州等府州的货物都沿淮河、黄河、运河以及陆上交通联系起来,特别是运河,沟通南北,使南方的粮食、丝绸、香料、土特产等北上,北方的棉花、土特产等南下。
    明代棉花与棉布的南北运输成为运河的商品流通的内容之一。“今北方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21]除棉纺织品外,江南的丝纺织品经过运河运往华北、西北、辽东等。来自福建、安徽的茶叶也经运河而输入西北,以供茶马贸易;来自福建、江西的纸张,也经运河行销华北直隶、河北、山东等;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也经过运河,销售到华北、京师。来自广东和无锡的铁锅,也经运河而运至北方边镇交流。北方的豆石(来自河南归德,山东济宁、郯城,江苏徐州、沛县,安徽的颍州等处),直隶、山东、河南的梨、枣、柿饼、核桃、瓜子等鲜果和干果,经运河南下。[22]
    清代,北方大量豆麦等粮食作物运往江南地区,是南北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从乾隆七年(1742)至乾隆十三年(1748),运河淮安关粮食在关税总额中的比例为62.3%,乾隆八年(1743),在淮安关过境的粮食、梨枣棉烟饼油(北货)、绸布姜茶及各种杂货(南货)的比例分别为62.3%、7.3%、25.3%;乾隆九年(1744),三者比分别为62.8%、8.7%、19.5%;乾隆十年(1745),三者比分别为61.9%、11.1%、16.2%[23]。日本学者香坂昌纪认为,乾隆前期,淮安关豆税约占60%,梨枣占17%,合计北货超过70%,南货不超过23%[24]。北货(粮豆占绝大比重)南运的规模超过了南货北运的规模。
 “自明以来,税额日增,国朝乾嘉间遂积至数十万,岂尽综核米盐所由致,亦其时民物丰豫,禁纲疏阔,百货流通而然也。”[25]明清以来,淮安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大量商品的流通。后来,黄河北移,海运兴起,“冀、豫之物不能南来,一也;漕艘不行湖广,江汉之产不能运京,二也”;“礼字河不闭,东省皖境之货绕越而去,三也”;“闽越江浙之财,半附轮船转运他处”等等[26],这些都证明了运河交通衰落后,淮安南北物质流通地域大大缩小,商品流通的规模已经缩减。
三、淮安商品流通有涉不同地域的商人参与,联系地区广泛
    淮安既居交通要冲,南北往来的人员相对较多,各地商人云集。明时,“然淮总南北之会,杂江右、山陕以居。”[27]“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28]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淮安)民惮远涉,百物取给于外商,即有兴贩者,白稻、秫麦、菽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盐鹾之利,则借侨寓有大力者负之则趋矣。”[29]外省商贩是淮安贸易的主要力量。“富商大贾皆四方侨人主之,土人率以小贾自占逐利,朝夕为糊口计。”“淮人为农者十有六七,趋市者仅十之三四”,与明时多商贾颇殊[30]。从府城到北关厢,明清“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赀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31]
    据王振忠研究,明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以后,大批山、陕富民内徙淮、浙。在当时的淮、扬一带,西北贾客的势力相当之大。嘉靖三十七年(1558)前后,在扬州的西北盐商及其后裔多达五百余人。而在淮安,早期河下盐商中也以山西商人势力最为雄厚。《淮雨丛谈·考证类》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其中的杜、阎、何、李诸姓,都是山、陕商人。但到万历前,徽商在两淮的势力逐渐增强,与山、陕富民比肩称雄,甚至超过了后者。及至清代前期,在两淮和浙江,西北商贾的势力已完全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以雍乾嘉年间领衔捐输的两淮盐务总商来看,清一色的都是徽商。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1691)地方区划,《茶余客话》卷22《京田时田》记载,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明代迁居河下一带的有徽州的黄氏商人,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徽商卜居淮安河下,最为著名的首推程量超一支。当然,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而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32]。
    处于运河沿岸,“其滨河当冲,以商业为北道雄镇者,王家营其选也”。清初,“王家营客民凡两千余家,顾率为流寓,土著者十不一二。其流寓者,尤多西北燕、辽、苏、晋、陕、洛、齐、鱼之人”,“故客民来者,大率峙积百产,为牙侩贩籴只事,三河、关陇麦菽,楚粤文纟耷,河北旃裘、马羸、瓜蔬之属,不避重阻。四方来会,而麦菽为大宗。”粮行36家、代买行9家、酒栈6家、轿车厂百余家等等,“诸客民中,惟晋商为深藏若虚,其来稍后于苏人(布商苏人最先至)”[33]。
    明清肘期, 淮安利用运河之便,吸引了大批外地的商人来此经商。各地商人在淮安建立会馆,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清后期就有新安会馆(徽州商人)、江宁会馆(句容等江宁附近商人)、福建会馆、润州会馆(镇江商人)、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山西商人)、四明会馆(宁波商人)、江西会馆、楚公所等[34]。清同治时,河下有江宁、浙绍、四明、福建等会馆和公所[35]。各地商人汇聚之地的淮安,以徽州商人占重要地位。
    总之,明清淮安有不同地区的商人参与,北有山、陕,南有徽州、宁波、苏州、扬州、镇江、绍兴、江宁、江西等地,这些客商除交流他们家乡的土特产外,还从事其他商品的贸易。诸如徽州和山陕商人从事盐业的销售既是如此。这些商品贸易联系了南北的约十个省,为运河商品贸易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商品流通对淮安城市及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商品贸易对运河沿岸的城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代淮安府前市、县前市、西门市“三市人烟稠密,贸易居多。”商业的繁荣也体现在街道名称上,下河一带的铁钉巷、干鱼巷、茶巷、锡巷、竹巷、花巷、花巷、粉章巷、羊肉巷,“凡百工造作,商贾贸易者多集焉。”[36]各种专业化的市场出现。柴市、鱼市、牛羊市、猪市等,而城西北的西义桥市、罗家桥市、杨家桥市、姜桥市、菜桥市,“本土及四方商贾皆萃焉,货具陈,甲于旁郡。”运河东岸的西湖嘴市,“舟楫往来多蚁于此,淮上称繁华者居○。大学士丘浚诗‘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37]“清初设淮北盐分司暨监掣并驻河下,群商亦萃居于
此。”[38]“春夏时,漕舟衔尾而至,百货山集,土人竞以钱物回易,无甚贵无甚贱之
患。”[39] “城内外水道皆以运河为来源”,联系水陆。夏秋之交,南方数省粮船停泊于城西运河,等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40]。河下居淮安城西北,“而城西北关厢之盛独为一邑冠。始明纪迨乎国朝,纲盐集顿、商贩置咽,关吏颐指,喧呼叱咤,春夏之交,粮艘牵挽,回空载重,百货山列,市宅竞雕,画被服穷,襳绮、歌伶、嬉优,靡宵沸旦,居民从而效之。”[41]河下一带,清“商贾辐辏,最为繁盛。”乾隆已经不及明时繁荣。这里的罗家桥街,“商贾辐辏,里第相望,横贯各巷,居人最为稠密。”西湖嘴大街也是“自运河筑堤后居民日盛,商贾日多,南抵运河堤,北抵相家湾街。”[42]《淮安河下志》就记载湖嘴一带有22条街、99条巷、13个坊,号称“小扬州”。[43]
    板闸镇“自从明宣德设立钞关后”,“烟火千家,舳舻云集,淮安西北一锁钥也。”平河桥镇“枕堤跨河,屯落市肆两相映带”;河北镇因为盐运分司行署驻地,“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东西相距几二十里。”“商贾负贩接迹于途”,乾隆时较以前更盛。户部储粮、工部抽分驻清江浦镇,“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决绝,北负大河,南临运道,淮南扼塞以此为最。”[44]河督治所清江浦“文武厅堂,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这里与郡治相望三十里,中间为榷关板闸(桥),“百族聚焉,第宅、服食、嬉游、歌舞,视徐、海特为侈靡。”[45]“在海道未通之前,为南方诸省北上舍舟登陆之要道,帆樯林立,盛极一时”[46]
    当然,“专靠客商盘坝过载,说牙糊口”的伍行11000多名,明末“商贾辐凑”,清顺治却难有生意,“牙利日少”,难以为生[47]。
    从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前期,徽商程氏分支等持续不断地迁入淮安河下一带。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对于徽州乡土习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48]而商人资产雄厚,对淮安社会风气亦有一定影响。明末《天启(淮安)志》云“棍魁串结,良善罹殃,通衢喇虎,在地天罡。赌场有相识之称,水陆有三手之号,花市有帮闲,讼庭之挂搭。剥商剸贾,脧尽锱珠。胁勒勾摄,滤穷血髓,痛哉!”。清时婚礼“艰于浮费,以致嫁娶失时,缘五方集处,豪商巨贾,互相矜炫,靡然从风。运河旁的清河县“近滋奢侈乃次于淮。” [49]多方商人聚集带来了淮安社会风俗的一定变化。
    正是淮安商人聚集,正德时曾经派遣礼科给事中陈顶鼎往淮安变卖平江伯陈熊(曾总督漕运)财产,得银11400两多[5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淮安市场的购买力巨大。明中后期东南倭寇横行,嘉靖时漕运总督王廷“奏留商税饷军,被诏切让。”[51]商税在维护地方安定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淮安城内外聚集了大量的外省商贾和南北货物,是全国货物的集散地,同时,淮安地区的货物也由此运出,其中心市场与本地区的各州县城治及乡村集镇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商品流通中,起到联系各级集镇和专业集镇的中心枢纽作用。明淮安的山阳、清河、桃源、盐城、阜宁、安东等六县有36个集镇,乾隆时为101个集镇,数量增加,主要是该地区商品经济在总体上有所发展的结果。这些集市镇大多是流通型集镇,发挥着商品流通职能,并构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体系。[52]船运不仅带来南北的货物,而且将淮安等苏北地区的货物销往各地,在运河沿岸形成商品集散型的集镇,如淮安的板闸镇、清江浦镇等。另外,商品的输出也刺激了当地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成为促进集市镇发展的直接因素。虽然在其周围没有形成自己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但促使了本地内和与他地之间的商品流通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明清两代, 淮安不但依赖运河与大商巨贾的贸易转贩和全国各地的市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是运河北部地区的地方经济中心。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在运河航运的刺激下, 淮安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城市。这种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坐地贸易与转运贸易的繁荣与活跃,它不仅促进了城市的扩大,而且也带动了周边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53]
    总之,河运漕粮的盛行,直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商品流通促使淮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社会风俗出现奢靡和浮夸的趋势;另一方面,运河沿岸淮安的诸多城镇在商品流通中,起到联系各级集镇和专业集镇的中心枢纽作用。而后来漕粮主要从海上运输,淮安等运河经济衰落。
 
注释:
    [1] 乾隆《淮安府志》卷二九《艺文志》引。
    [2]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首引。
    [3] 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引。
    [4]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制国用·征榷之课》。
    [5]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
    [6]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建置》。
    [7] 乾隆《淮安府志》卷九《漕运志》。
    [8] 《罪惟录》志十《贡赋志》。
    [9]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志》。
    [10]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志》引李赞元《题盐政壅弊之由》。
    [11]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12] 林葳《明代钞关税收的变化与商品流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3期,68页。
    [13]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四《关税志》。
    [14]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四《漕运》。
    [15] 《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志三·漕运条》。
    [16]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四《漕运》。
    [17] 乾隆《淮安府志》卷九《漕运志》。
    [18]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四《关税志》。
    [19]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四《关税志》。
    [20]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四《关税志》。
    [21]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22] 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1期,81-82页。
    [23] 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1期,84页。
    [24] (日)香坂昌纪《清代中期の浙西にゎける食粮问题》、《清代中期の杭州ど商品流通——北新关を中心どして》(分别载《东洋史研究第49卷第2号、第50卷第1号》。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36页引。
    [25]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四《漕运》。
    [26]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四《漕运》。
    [27] 万历《淮安府志》卷六《学校志》。
    [28] 胡世宁:《备边十策疏》,《明经世文编》卷13。
    [29]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五《风俗志》。
    [30] 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
    [31] 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
    [32] 本段皆出自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
    [33] 《王家营志》卷三《职业》引记载有清代相关事实的县志等。
    [34] 《淮安河下志》卷十六《杂缀》。
    [35] 同治《淮郡文渠志》卷首附《文渠图》。
    [36] 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
    [37] 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
    [38]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四《漕运》。
    [39]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一《凡例》。
    [40] 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
    [41]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一《疆域》。
    [42] 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志》。
    [43] 《淮安河下志》卷二《巷陌》。
    [44] 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志》。
    [45] 光绪《淮安府志》卷二《疆域》。
    [46] 殷惟和:《江苏六十一县志》上卷《淮阴县·城市》,1936年。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年间征收杂税史料选》(上),《历史档案》1983年2期。
    [48] 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
    [49]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五《风俗志》及引《天启(淮安)志》。
    [50]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二十一《杂记》)。
    [51] 《明史》卷二一○《王廷传》。
    [52] 吴海涛、金光《清代苏北集市镇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53] 吴海涛、金光《清代苏北集市镇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王元林,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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