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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中的困惑与选择

——以经济和社会部类编纂为例

周慧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但更是正在进行的现实任务。所以,我认为论坛的主题选的非常准,切合实际。理由有三个:一是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是志书的重要内容,是志书编纂尤其是续志遇到问题和困难最多的部类;二是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的编纂所遇到问题和困难揭示了首轮志书编纂的组织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出调整的必然性;三是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编纂的组织模式正确调整将预示着第三轮、第四轮志书编纂组织模式的发展演变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夭折的一次修志外,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和发展的修志工作,至今已有三十的历史,已经完成首轮志书的编纂,第二轮志书编纂正在全面展开。修志工作三十年的历程,经历了由继承传统到发展创新的变化。时至今日,无论是志书的理论还是志书的编纂技术,其基本问题也已理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了志书的性质与任务,即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特定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其任务就是记述地情。

二是明确了地情与志书、地情与资料之间的关系,即地情是志书的记述对象,志书是地情的书面表现形式。资料是记述地情的根本,地情由资料来体现。

三是明确了志书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即志书由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物六大部类构成,各部类所要记述的基本内容已经界定,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即记述手段)已经形成,并在逐步完善。

明确这些问题的目的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志书要达到应有的质量水平和高度,地情就要在志书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记述,也就是再现真实的地情。具体来说,志书记述地情要全面、要系统、要准确,不假虚、不溢美、不隐恶。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则是很高的标准,要做到绝非易事。

影响志书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对发展变化着的地情应对的灵敏和有效程度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改革开放给中国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样也给方志(本文是指首轮志书和第二轮志书编纂)事业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志书编纂背景不同。首轮志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编纂的,除社会部类少数内容(如方言、风俗等)没有主管部门由方志机构自身组织编纂外,其它都有主管部门承编。且主管部门所管辖的权限能够覆盖全社会,调度有效,资料丰富。第二轮志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开展编纂工作的,政府部门经多次改革逐渐减少,行政管理部门及其管理职能也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分化、转化、弱化。部分行业仍由主管部门或是行业协会来管理,而多数行业则既无主管部门管理,又无行业协会管理,几乎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经济领域尤其突出。即使仍有主管部门或是行业协会管理的经济领域,其管辖的权限又是有限的,所掌握的资料也因此受到局限。所以,志书经济部类很多内容不是找不到承编单位就是资料短缺。

二是志书编纂体制不同。首轮是“临时机构、临时人员、临时任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机构得以正常化,之后部分机构又一度不时地撤撤并并。但在政府推动下,志书编纂任务还是得以顺利完成。第二轮志书启动后,国务院出台《地方志工作条例》,各省市也相继出台《办法》或《细则》,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编纂志书成为各级政府法定职责,法人和公民都有支持配合志书编纂的责任和义务。尽管如此,由于修志法制观念淡薄,依法开展修志仍面临许多困难,还必须铺之以行政力量推动,才能较为顺利地把志书编纂工作开展起来。但志书中的部分内容因无法找到承编单位或受有关承编单位管理权限制约,资料短缺的问题普遍没有解决。

三是机构职能不同。为首轮志书编纂而成立的机构虽然都是临时机构,但任务单纯,只是编纂一部志书。第二轮则不同,机构常设,任务大幅增加。《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基本职能就有五项:(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二)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四)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编纂志书只是其中的一项。而承担这些任务的方志系统机构却五花八门,难以统一,使具有行政性和学术性双重职能的方志机构难以有效地行使法定职责。

四是编纂人员素质不同。出于对修志文化传统的崇敬,首轮志书开编之时,各地都非常重视,把修志作为当地百年一遇的大事来抓,非当地一流人才不选。党委、政府首先确定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士主持修志,然后由其选择人员组成编纂班子,各承编单位也依此标准选调业务熟、文字水平高的人员承担资料收集和志稿编纂任务,形成“千人动手,万人动口”的修志局面。在机构常设后开修的第二轮志书,出于多种因素,许多方志机构中有相当比例的在编人员素质与志书编纂要求不相适应,难以应对志书编纂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五是志书编纂准备不同。首轮修志是在没有准备(没有人才、理论和实践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编纂的,人们几乎对志书一无所知,甚至还闹出许多笑话。编纂人员是在一边学习旧志、一边研究地情中探索新志书的编纂规律,有所谓“首轮志书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编纂”的说法。第二轮修志则不同,它有首轮志书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可学习借鉴,有一定的人才储备。尽管如此,它仍存在着与首轮修志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即续志理论准备不足,包括首志与续志的关系、续志记述对象与首志的异同、首志与续志时代背景的异同、改革开放对志书编纂的影响、机构队伍对志书编纂的影响等等。续志是在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启动的,以致最初的一些志稿连基本地情如自然环境都不记述,有的甚至把一些需要记述的内容在志稿中括注“详见前志”的字样。这是续志理论准备不足比较显性的事例。

应当说,方志系统对这些变化的预见性不够,应对的超前性不足,对续志编纂存在的困难估计不充分。如,对续志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当在启动前作比较充分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后再全面启动,而不是边启动边研究。不走或少走弯路,志书质量就会有一个更高的起点。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是客观原因,主观为之难以解决。如,机构问题虽经上下不懈努力,但在机构改革的持续进行的大背景下,方志系统的机构要想统一规范是很难实现的。一个需要行政管理权威的行业却不具备权威的机构,管理效能显然就不可能很高,“令”与“行”往往就难以达成一致,法定的职责也很难得到切实的履行。

(待续)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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