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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安盱眙的文化瑰宝——大云山江都王陵

                     (盱眙县文广新局)

一 考古收获

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海拔高程73.6米,西距盱眙县城30公里,南距汉代东阳城遗址1千米,西南与青墩山、小云山汉代贵族墓地相邻。

2009年初,大云山发生了严重盗墓事件。2009年2月至3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现场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钻探表明大云山山顶区域存在大型汉墓区。由于现场不断受开山采石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墓区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揭示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江都王陵园,出土了大量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套),许多文物均为首次发现,收获巨大。

陵园结构与平面布局

勘探与发掘表明,大云山山顶区域为一处西汉诸侯王陵园。尽管受近年来开山采石的严重破坏,但陵园总体布局仍然十分清晰。陵园平面近似正方形,每边长490米。东西南北四面均筑有陵墙,东墙中段较为完整,地表之上尚有长约150米的墙体保存较好,其余三面陵墙大多仅剩夯土墙基。

陵园内共发现主墓三座、陪葬墓十一座、车马陪葬坑两座、兵器陪葬坑两座。其中,主墓均分布于陵园南部,陪葬墓均分布于陵园北部,车马陪葬坑位于陵园南部,兵器陪葬坑分部于陵园北侧,紧靠陵墙。整体布局排列有序,严谨规整。

陵园建筑设施方面,主要是对陵园四面墙体、陵园内道路、排水暗沟、东司马道等遗迹进行了清理。解剖东墙表明,墙体底部宽23、顶部宽15.5,现存高3.5米,内外两侧均以石块护坡,外侧护坡较陡,角度为80°,内侧护坡较缓,角度为45°。修筑陵墙时,墙体直接建造于基岩上,两侧石护坡堆砌于基岩面后再对中间填土进行夯筑,如此反复直到陵墙达到预定高度。在解剖陵墙过程中发现石砌排水暗沟一条,暗沟开口叠压于陵墙下,说明陵园营造进行了预先规划,先修砌排水暗沟,再于暗沟之上营造陵墙。

东司马道位于陵园东侧。解剖表明,道路依山势而建,自山顶陵园东墙顺山麓夯筑至山脚,总长度约800米。司马道路面宽45米,南北两侧坡面皆以石块护坡,护坡之外各修筑宽25米的排水道。解剖司马道过程中,发现叠压于道路之下的石砌排水明沟一条。排水沟方向35°,修筑规整,从出土位置等因素看,该排水沟可能与陵园寝庙建筑设施有关。

主墓的发掘

一号墓M1

M1位于陵园东南部,发掘前地表留有大型封土堆,由于受近年来开山采石取土的破坏,封土形制已无法了解,但残留的封土直径至少在150米以上。因早期大规模盗掘采用大揭顶方式自封土堆顶部一直向下深挖,封土顶端在大规模盗掘结束后自然坍塌形成一个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水塘,深约1米。

对封土的解剖表明,封土夯筑前先利用碎石块对墓口平面进行平整,使墓葬开口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而后一次性夯筑形成封土堆。夯土层层位清晰,每层厚度为10厘米。在对墓葬开口的清理中,发现了开口层面上留有相关建筑遗迹。墓坑两侧共清理出柱础几十座,由南向北等距排列。柱础均为石质,平面多呈方形,每边长40厘米。

M1平面呈“中”字形,墓室与墓道的墓壁每向下5米均向内收缩形成台面,自开口向下到墓底共形成四层台面,每层台面宽0.7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开口南北35.2、东西26.0米,深19.0米。墓底平面略不规整,东西两壁长度相同,南北均为15.6米,北壁较南壁稍长,北壁长14.7米,南壁长14.5米。墓室南北均为斜坡形墓道,墓道底端均高于墓室底部。南墓道开口长40.5、宽8.3—21米,墓道底部通长55.1米,与墓室南壁相接处宽5.8米,高于墓室底部0.6米;北墓道被开山采石破坏,开口残长30.6、宽12.4—16米,墓道底部残长44.3米,与墓室北壁相接处宽5.0米,高于墓室底部1.3米。

受石质所限,墓室与墓道开凿过程中并未对墓壁进行打磨,但从墓壁清理过程中残留下的土坯、石块、细泥腻子来看,墓室壁面的加工甚为讲究。具体流程为,先凿出墓室与墓道的粗轮廓,而后使用干土砖坯与打磨过的石块对墓壁中凹凸不平处进行修砌平整,使整个壁面保持齐整,然后用灰白色细泥敷于墓壁与墓道底部,最终达到整个墓壁连同墓道底面全部光滑如一的效果。

M1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中回廊、内回廊、内椁、外棺、内棺等部分。尽管受到早期盗墓影响,但墓室内还是出土了陶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等大量精美文物8000余件(套)。

发据表明,外回廊结构保存最完整,回廊内随葬品几乎未受盗扰影响。回廊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共放置模型车二十余辆,从车厢内放置的大量铁剑、铁刀、铁戟、弩机、箭镞、弹丸等兵器可以看出车的性质主要是战车。而东回廊上层中部大量明器编钟、编磬与12件铜虎帐座与车的一起出土,从实物上反映出西汉高级贵族车马出行过程中的礼乐制度。所出车中,以东回廊上层南部所出的车最为精致,伞柄与盖弓帽为银制,均刻有云纹并镶嵌大量宝石,制作极其精美。而南回廊上层东部车厢中出土了大量实用兵器,包括暗花纹铜矛、宽叶鎏金铜矛、龙纹铜矛、鸡鸣戟、铠甲、鎏金弩机、箭箙等,工艺精良。

回廊下层随葬品按功能分区放置,南回廊下层西部为洗浴用品区,西回廊下层中部和南部为乐器区,北回廊下层为车马明器区,东回廊下层北部为钱库区、中南部为庖厨区(中部放置炊具,南部用陶器、铜器、漆器放置各类食物)。洗浴用品中出土了一批灯具,种类有釭灯、雁足灯、五枝灯、鹿灯、豆形灯等,此外还出有铁炉、浮石、“江都宦者”铭文银盆等。西回廊下层乐器区主要出土了完整的编钟、编磬各一套,并出有鎏金铜瑟枘、龙纹玉瑟枘、玉瑟柱等乐器构件。其中,编钟包括钮钟14个、甬钟5个、鎏金龙纹铜虡业(架子)1套、鎏金铜虡兽座2件。钮钟和甬钟的组合与南越王墓和洛庄汉墓乐器坑所出编钟组合相同,但鎏金龙纹铜虡业与鎏金铜虡兽座为首次发现。东回廊下层钱库区共出土了10万余枚半两钱,钱币出土时均摆放齐整。庖厨区内出土了一大批铜器,种类有釜、鼎、甑、钫、锺、盉、壶、杯、勺、洗等,尤其以首次发现的五格濡鼎最为罕见。陶器集中出土于东回廊下层南部,种类有鼎、罐、壶、盒等,部分器物内海贝、动物骨骼、植物果实保存明显。此外,庖厨区出土了“江都食长”封泥多块。

前室与内椁内被盗严重,内外两重棺均遭砍砸,棺室周边出土大量金缕玉衣残片。残留迹象表明,内棺为镶玉漆棺,做工极为精细。尽管被盗,但前室仍出土了一大批精美文物。玉器方面,玉戈、玉圭、玉璜、玉贝带等保存基本完好,尤其是两套玉贝带,带头为鎏金铜框嵌龙纹玉板,带身由几十枚贝形玉片用金丝穿缀而成,工艺精湛。铜器方面,鎏金铜象、鎏金铜犀牛与象奴俑、犀奴俑均为首次发现,对研究中外物质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二号墓M2

M2平面呈“中”字形,与M1东西并列。M2墓室西南角与M1墓室东北角相距13米,两墓封于同一个封土包内。墓室开口南北长15、东西宽14.4、深15米。南北墓道均为斜坡结构,南墓道长30,宽5.7~11.2米;北墓道残长11,宽8~11.2米,近墓室处斜坡未至墓底。

墓室结构由一棺一椁、东西边厢、头厢、足厢构成。头厢主要陪葬漆笥、漆盒等漆器,足厢以随葬车马器为主。尽管受到现代盗扰,但仍出土陶器、漆器、铜器、金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套)。其中,玉棺是二号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尽管墓室中心部位遭遇盗扰破坏,但玉棺主体结构清晰,是迄今为止发现最为完整的玉棺,为研究汉代玉器殓葬制度、玉匣制度等相关课题提供了材料,并为解决诸如玉片镶嵌于漆棺内壁还是外壁的争议首次提供了直接证据。

八号墓M8

M8在M1以西140米处,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由于墓葬开口已被破坏,故开口数据不明。其二层台墓室长26.0、宽24.5米。南北均为斜坡形墓道,南墓道破坏严重,仅残存8.6米,北墓道相对完整,开口长32米。墓室深度根据北墓道长度和斜坡坡度推算为20.5米。

发掘表明,M8早期即遭受严重盗掘,整个墓室在盗掘结束后还遭受彻底的火烧,以至于墓内的部分填土经过焚烧后形成了红烧土。通过对墓室底部的细致清理,仅能在墓室近坑底处发现木椁痕迹,但棺椁形制、结构、数据均无法获得。在整个清理过程中,八号墓没有出土汉代文物。

陪葬墓的发掘

陪葬墓均位于陵园北部,共发掘了11座(编号M3—M6、M9—M15)。11座墓均为竖穴岩坑木椁墓,平面为长方形或正方形。其中M9、M10位于陪葬墓区南部,规模较大。M3—M6位于M10以北,M11—M14位于M9以北,由南至北,依次排列。M 15位于M14正东方向,相距40米。

M9、M10两墓东西并列,封土均与一号主墓北侧封土相邻并有用石块垒砌的“中”字形墓域。发掘表明,两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形制与规模相同,在墓室西北方向各自拥有独立的陪葬坑(K8、K9)。M9墓室开口长7.2、宽5米,深6.5米。墓室内棺椁结构清晰,为“亚”字形棺椁结构,包括主棺、头厢、足厢、东西边厢。尽管主棺遭遇早期盗扰,但四个边厢保存完整,出土大量陪葬品。M9出土釉陶器、彩绘灰陶器、漆器、玉器、铜器、金器共100余件,尤以雁形金带钩、兔形金带钩、动物纹金带板等最为精致。M10出土遗物种类与M9相似,漆器尤为精美。值得注意的是多件漆盘外底均针刻铭文“淖氏”,由于江都王刘非曾有一名称为“淖姬”的宠妃(“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汉书·景十三王传》),故M10墓主人极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淖姬”有关。

M13墓室开口长6.5、宽4.7米,深5.8米。墓室内棺椁结构包括主棺和东边厢。墓室保存完整,未遭盗扰,出土釉陶器、漆器、玉器、铜器等遗物共80余件。值得注意的是,M13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明显的方形墓域,即在墓室开口向外5米处发现用碎石铺砌的方形范围,每边长12米。

陪葬坑的发掘

陵园内共发现车马陪葬坑2座(K2、K7),兵器陪葬坑2座(K3、K6)。对陪葬坑的发掘均采用保护性发掘的原则,尽量保存现场遗迹。

车马陪葬坑K2

K2位于一号墓西南侧,坑体平面呈长方形,方向91°,为竖穴岩坑。坑室开口长24.1、宽5.7米,深6.1米,西侧开有一长条形坡道,长16、宽3.8—5米。坑体中部置长方形木椁,椁室东西长19.8、南北宽3.8、高1.8米。椁室未经盗扰,故木椁侧板、底板、立柱、垫木等部件大体保持完好,结构清晰。椁室内自东向西共放置真车马5辆,由于木椁保存相对完整,尽管早期椁室内因进水而使马车因漂浮产生部分位移,但车辆在椁室内的基本位置大体保持不变。

一号车置于椁室东段,位于一号立柱与三号立柱之间,为四马单辀安车,马头朝东。车前马骨保存较差,靷、辔、靽等鞁具有机质大多腐朽,仅留存其金属构件,轭、靳等部件保存较为完整。因椁室早期进水,辀、衡、舆整体向北部偏移,伞盖亦向北侧翻,内侧盖弓朝上。一号车中以右侧车轮、伞盖保存最为完整。

二号车置于一号车西侧,位于三号立柱与五号立柱之间,为四马单辀安车,马头朝东。车前马骨保存甚差。椁室早期进水后,辀、舆、轮整体向南侧偏移,衡向北侧偏移,伞盖则整体向南侧翻,内侧盖弓朝外。二号车中以左侧车轮、辀、衡、舆保存最为完整。

三号车置于二号车西侧,位于五号立柱与七号立柱之间,为四马单辀立车,马头朝东。除左骖马保存较好外,其余三匹马均仅余头骨。椁室早期进水后,车整体发生位移,辀与舆相互分离,舆向南侧倾倒,左轮向上翘起叠压于舆上,伞盖与伞柄亦整体向南侧翻盖弓朝外。三号车中以左侧车轮、辀、衡、伞盖与伞柄保存最为完整。

四号车置于三号车西侧,位于七号立柱与九号立柱之间,为三马双辀立车,马头朝东。车前三马除头骨保存较好外,余皆腐朽。车早期整体发生位移,左轮、辀、衡、舆均向北平移,右轮与舆相互分离而平倒于底板之上,伞盖整体向北侧翻转将部分舆叠压其下。四号车中以车轮、辀保存最为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四号车左骖马首次出土一套完整的嵌宝石银马饰,整套饰件由30块形制不一的银饰组成,披挂于马头至马尾全身,装饰极为奢华。

五号车置于四号车西侧,位于九号立柱与十号立柱之间,为单辀小车。车整体基本未有位移,辀、衡、舆大体直接塌落底板之上,未见伞盖。四号车中以左轮保存最为完整。

五辆马车中,除了四号车铜构件采用错金银工艺外,其余四辆车铜构件均为鎏金工艺,装饰极为华贵。由于马车的漆木构件保存较好,本次发掘出土的五辆马车为研究汉代车马制度提供了难得的现场资料,极具研究价值。

车马陪葬坑K7

K7位于M2东南侧,处于陵园东南角。坑口平面呈“甲”字形,墓道朝北。木椁置于岩坑中部,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北边宽9.5、南边宽14.5、东西两边各长18.6米。

通过对椁室盖板的局部揭露,采用保护性发掘手段共清理出明器马车4辆,初步推测,整个木椁内共放置明器马车50余辆。从清理出的大量铁戟、铁剑等兵器来看,木椁内的马车应为战车,联系椁室中部清理出的大量木俑,整个K7战车与木俑的排列极可能与汉代军阵制度有关。

兵器坑K3与K6

K3与K6分别位于陵园北墙外与西墙外,坑体均紧靠陵墙。K3平面呈长方形,东西走向,与北墙走向一致。K6平面亦呈长方形,南北走向,与西墙走向相同。

通过保护性发掘,两坑均清理出大量模型兵器,种类有弩机、箭镞、铁戟、铁剑、漆盾等,军事意味浓厚。

墓主人的身份

从墓葬的形制、规格、墓室结构(黄肠题凑)、玉棺玉衣制度、高等级随葬品等诸多方面可以确定一号墓的墓主人身份为西汉诸侯王。确定出墓主人身份为诸侯王之后,从西汉时期墓葬所属地先后分封的诸侯国看,大云山先后属于刘贾荆国、刘濞吴国、刘非刘建江都国。

从随葬品来看,随葬的陶器既不见西汉晚期常见的仓灶井组合,也不见西汉初期浓厚的旧礼制风气,墓葬所出的鼎盒壶组合为西汉早中期的常见组合。而墓室东回廊内出土了大量半两钱币,未见五铢钱,五铢钱发行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综合来看,墓葬的时代不晚于西汉中期。

由于墓葬中先后出土了刻有“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铭文铜行灯与“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授邸”铭文银盘,表明这些随葬品当为江都国时期的手工制品。如此,作为早于江都国存在的荆国刘贾与吴国刘濞首先被排除,墓主人只可能与江都王有关,即墓主人为刘非刘建父子。

通过对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细致清理,我们已发现含文字材料的器物多件,有“江都食长”封泥、“江都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银盘、“廿一年南工官造容三升”漆器、“廿二年南工官”漆器、“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等。《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刘非)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刘建)六年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由于刘建在位仅六年,刘非在位二十七年,上述所提含纪年文字的器物当均为刘非在位时所做,随葬品的整体时代集中于刘非时期。

其次,“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延年大奴固造”纪年材料出于东回廊下层的漆耳杯底部,共清理出“廿七年二月南工官大奴固造”耳杯近100余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廿七年二月南工官”耳杯全为明器,不具有实用功能,均为特意给墓主人随葬的手工制品。如此,在刘非死亡的当年(二十七年)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只可能在刘非的墓葬中使用,而不可能用于刘建墓中。

综上所述,大云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当为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大云山汉墓为西汉江都王刘非的陵园。

发掘意义

通过近三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已基本明确了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园的基本结构和平面布局。对陵园内三座主墓的全面揭露,出土了大量漆器、玉器、铜器、金银器等精美文物,尤其是编钟、编磬、玉棺、金缕玉衣等都极为罕见,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对2009至2011年度发掘的陪葬墓资料进行整体分析表明,陵园内的陪葬墓区经过精心设计与规划,所有陪葬墓布局整齐划一,墓葬营建规模、棺椁结构、随葬品种类与数量等因素皆以该墓距离主墓的远近逐次降低或减少,统一的营造模式下显示出墓主人之间浓厚的身份与等级差异。通过对陵园内的陪葬墓进行全面揭示,对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号墓墓主人明确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这改变了以往关于西汉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诸侯王葬地的认识,为重新考虑诸如仪征庙山墓地的性质(以往一直认为庙山墓地为江都王墓地)等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此外,大云山西汉诸侯王陵园的确认,为重新认识东阳城遗址提供了契机。目前的发现表明东阳城除小城外存在着范围更广的大城,如此,陵园与东阳城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东阳城的性质也需要重新评价。

总之,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园的发掘,出土材料极为丰富,为进一步研究西汉诸侯王陵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并为汉代考古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开拓了新的视野。

二 大云山江都王陵考古工作的理念与思路

对于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从项目一开始,江苏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盱眙县人民政府即高度重视。特别是刚开始在考古发掘的准备过程当中,南京博物院就确立了“边发掘、边保护、将来展示”这样一个理念。

2009年3月,我们通过勘探发现了山顶存在大型墓葬,这是项目开展的前提。同时,给我们下定决心进行发掘的原因是,如果再不来进行发掘的话,周边的采石场不停地开山采石,再过三年,绝大多数遗迹就消失了。出于这些考虑,我们最终下了决心进行考古发掘。当然,我们在发掘的时候,并不是说马上就决定先发掘哪个墓葬,而是首先与盱眙地方政府联合,在相互讨论协商多次以后,达成的共识是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地方政府积极配合,而发掘完成后的这个点由地方政府进行保护。

正是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在发掘时首先重视了整个概念。为弄清楚整个陵园的布局,我们花了7个月的时间找平面,在所有墓葬、陪葬坑、陵园建筑设施的框架结构清晰后,我们再决定先发掘哪个遗迹。第二,在本次发掘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多学科的协作和合作。比方说这次我们组建了一支30人的考古队伍,那么南博考古所只做考古的业务,而发掘过程中涉及到的现场遗迹保护、出土文物保护、发掘信息全方位记录、出土文物收藏与临时保管、文物安全、媒体宣传等事务则分别由南博的文物保护研究所、信息中心、保管部、保卫处、办公室等机构完成,在南博这样一个体系下,运作的效果非常成功。第三,发掘的同时,我们还将课题研究意识贯穿入整个发掘过程中。我们的想法是,在我们能力可以达到的情况下,南博抓紧时间把它做下来;在我们觉得做下去可能有困难的情况下,把它先留着,请国内在这个方面最有能力、最有技术的同行来做。现在已经有包括编钟编磬复原在内的七个课题在进行中。第四,本次发掘高度重视了与地方政府的全面结合,既做好了考古又做好了保护。其实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很多事情光靠考古队本身是无法完成的。比如说全面叫停大云山地区的采石场。在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前,地方政府下了很大决心,对这一地区所有采石场进行全面叫停。此外,陵园范围内所有土地的全面征用和陵园内重要遗迹的临时性防护大棚等工作都是由地方政府来完成,这些事情光靠我们是难以做到的。

现在看来,在这样思路下,成果很好。这几年来,南博考古所的工作目的非常明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考古发掘来探索江苏古代各地方的地域文明,像各位专家去过的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为什么地方政府如此重视,关键在于我们给他们找到了他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源头、城市的根,所以他们积极配合。另外比如我们在太仓市发掘了粮仓遗址,首次为这个城市的源头找到了明确的实物证据与景观。这些个案都是我们在发掘的同时给他们提出了明确的地域文明,地方政府非常积极。二是考古发掘一定要做好重点工作,并且做的过程中要做到像南博曾昭燏院长提到的博物馆内的考古学方面进行发展,即考古发掘完成之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将成果展示给公众。我们在发掘过程中,不是将整个遗址全部挖完,仅仅给地方留几个窟窿,而是保护性发掘,留给地方一个可以发展的点。最近几年我们考古所共发掘了十几个这样的点,这些点在江苏各地都保留了下来,并都作为了遗址博物馆或遗址公园在进行发展。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将新石器时代太湖西部和北部的区域文明、商周时期宁镇地区的区域文化、汉代的古城古国古墓葬、南京与镇江的六朝文化、扬州与镇江的唐宋文明作为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在这个基础上考古所现在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觉得探索地域文明将考古发掘与保护展示结合起来是今后最为重要的工作。

三 专家评价与建议

2011年11月20~21日,为进一步做好下一步的发掘、整理、保护、规划等相关工作,由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成果论证会”在南京博物院和盱眙县两地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论证会。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大云山汉墓的发掘成果,同时对今后的发掘、保护、后期展览等工作提出了各项建议。会上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先生对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作了细致的评价与建议。

他认为:“大云山汉墓的发掘,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收获,应该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样去表述它可能是比较准确的。同时它也展现了当今中国田野考古一个新的水平,之所以说做这样一个理解,是基于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这次大云山汉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到现在,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它把先进的一些考古理念运用到了陵墓考古当中,这是现代考古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过去我们挖陵墓,就大型墓葬来说,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更多关注的是一个一个的墓葬个体,但是这次从一开始就是把陵园做一个整体来看,进行全面调查勘探以后再进行发掘,这实际上应该是聚落考古理念在陵墓考古中的一种应用。就考古理论方法这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值得提倡的,挖出东西来很重要,但作为一种科学活动来讲,怎样去做,怎样去设计,可能更重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并尽可能地收集信息为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在整个发掘过程当中,尽可能地采取一切现代科学手段。实际上我们田野考古科学化进程的推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断地往前推进的,那么从最初用一个罗盘仪,用一个小平板、一个大平板,到现在测量的全站仪,记录的全站仪,包括航拍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对田野考古来讲,如何发掘出来、如何科学地记录下来并尽最大可能收集信息,这是田野考古科学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我讲大云山汉墓的这次实践应该说在推进田野考古科学化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对于今后这方面工作也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与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机结合,可以说这是新世纪以来一个新的趋势。大云山发掘过程中,南京博物院已经组织了像漆器、青铜器的保护小组,现场紧急处置,同时也和兄弟单位合作,进行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的结合,这些都是现在所提倡的。

第四,田野考古过程当中与各种学术研究有机结合。到目前为止,已经设了7个研究课题,这种课题意识的增强,应该说在这个工地上面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一般讲课题意识的时候往往还是着眼于田野考古本身,但这一次就是在田野考古过程当中就设置了若干课题进行学术研究。我们都知道田野考古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这在考古界没有异议,但是如何把这个研究的过程更细化、更深化,实际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实际出发,设一些课题进行研究,既有利于研究的进行,也有利于田野考古过程当中解决问题,因为有些现象离开了田野考古最后我们想做也做不成了。带着学术课题去挖的时候,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因此我讲这个项目中的学术课题意识是非常强的,而且这种方式、思路也是非常先进的。

第五,学风问题。学风这个浮躁问题的确在整个学术界是存在的,那么从考古学界来讲,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如何把科学的学风、严谨的学风在田野考古中有效地坚持下来,这是根本的。就大云山这个项目而言,做不清楚就不讲,或少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谨的学风。我是反对田野考古电视直播的,为什么?因为它并不是说我想挖什么就能挖到什么,这是相当漫长的过程。科学的风气是大家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把它做好。然后我们开会也好,宣传也好,这是必须的。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主张少讲,甚至是不讲,都可以。

基于上面5个方面的原因,我说大云山汉墓的发掘展示了当今我们国家田野考古的水平及理念,很值得提倡。

从收获来讲,可以从多方面来评价,但是我想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它。

首先,大云山汉墓应该说是汉代诸侯王陵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对于推进汉代考古和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甚至整个中国墓葬制度演变的研究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汉代诸侯王墓,我们目前统计是50多座,按我的理解大云山汉墓加上今年的定陶汉墓,应该是第58座,第59座墓。但是西汉诸侯王墓到目前为止,真正做考古发掘的为数并不是太多,相当一部分做的是一些调查,或者是一些清理。完整的发掘大家知道的就是满城汉墓和南越王墓,而在这里面把陵园制度做了一些工作的就是梁王墓,其它诸侯王的陵园制度基本不清楚。这次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或者并不很好的基础的情况下,我们把陵园找出来了,而且找出来以后,还把它里面的主墓、陪葬墓、陪葬坑这些基本搞清,我们初步的认识还不能说很完全,但这对进一步加深西汉诸侯王墓陵园制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说西汉诸侯王墓的时候,主要讲的是陵墓本身,而陵园制度讲的比较少,为什么,就是因为缺材料。假如过些年我们再写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或秦汉考古的时候,陵园就有两个例子了,一个是梁王墓我们可以讲,另一个就是大云山汉墓我们可以讲得更清楚一些。另外,大云山一号墓的内部结构会对过去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引出一些新的思考。大家研究西汉诸侯王墓的时候经常讲到外藏椁系统,不少先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尤其是黄肠题凑葬制里面这个外藏椁系统怎么看,有人说墓葬里面的回廊,尤其是外回廊就是外藏椁系统;有的说不是,说墓葬之外的陪葬坑是外藏椁系统,比如西汉齐王墓外面的陪葬坑称为外藏椁系统。就大云山一号墓而言,在墓葬内部的黄肠题凑内外,既有外回廊又有内回廊,而在墓葬外面还有很多陪葬坑,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研究什么是内藏系统和外藏椁系统帮助很大。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黄肠题凑葬制。我们讲现在黄肠题凑墓应该是近20座,从年代上看是河北赵王张耳墓是年代最早的,当然它保存状况很差,不是很清楚,那么接下来就是长沙国的黄肠题凑墓,可以到西汉早期,再接下来比较完整的就是大云山一号墓,应该说按照过去的认识是到了西汉中期黄肠题凑趋于完善,考虑到大云山一号墓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26年,这样的话应该是我们目前发现结构比较完善、年代比较早的黄肠题凑墓。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大葆台的差别比较大,而跟广陵王、长沙国的东西更为接近,这样对我们研究黄肠题凑葬制本身,包括梓宫、便房这些东西,也会提供很多新的材料。我想这个材料公布以后会引发新一轮的对汉代诸侯王墓的讨论热潮。

其次,这个墓的发掘还出了一大批珍贵文物,这些东西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和文化也提供了很珍贵的资料,也会引发新的思考和讨论。重点说一下中外交流的问题,在这个墓葬里现在可以看到涉及到中外交流的有两个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鎏金铜犀牛、大象,应该说在汉代墓葬中这是第一次出现。过去我们知道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汉代南海贸易很重要的内容是犀牛和大象流通,在文献记载中我们没有见到在东亚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有大象和犀牛的存在。贩卖的话应该是从南海一带贩运而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象牙据检测属于非洲象牙,而我们这里出土的铜象该怎样去理解恐怕还要做个文章,毕竟这和进口象牙不一样。我们能确定这些东西是在汉王朝境内制作的,那么我们就要重新考虑犀牛和大象的问题了。第二,银器。两件银器,一个是裂瓣纹银盒,这种东西,我们现在发现的应该说有7、8件,最完整的是广州南越王墓出的,山东的齐王墓、战国晚期的青州战国墓、安徽巢湖汉墓各出了一件。现在的观点认为,它应该是从地中海地区传过来的。在目前出土的这些银盒里面,大云山出土银盒的年代是偏晚的。这就提了一个问题,中西物品的传播,可能在汉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之前,已经就存在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看应该是战国晚期到汉初这段时期传过来的。那么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研究这个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另外还有比较大的两件银盆,在中国,无论是战国,还是汉代都是第一次发现,它的风格显然不是中国的,不是东方的风格。根据我过去接触到的材料,在地中海地区,在土耳其等都出过类似的东西,通过它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的中国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仅就中外交流来看的话,从这两件东西上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或者是汉代早期、汉武帝之前中西交流的认识。”

此外,白云翔先生就考古发掘工作和资料整理工作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目前田野考古还没有结束,资料的整理刚刚动手,田野考古和资料整理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很重,建议方面,我想主要提两个方面。

首先,田野考古方面还要做得更完善一些,主要考虑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是陵园内在工作的同时,陵园外也要开展工作。比如说现在陵园西北角外的6号坑就紧靠在西墙外,那外面还有没有陪葬坑,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做。第二,陵园外与陵墓建造和使用有关的遗迹也要纳入我们视野当中,比如在秦始皇陵就发现了修陵人的墓葬,在河南永城发现了修梁王陵的遗址。复原历史的话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墓葬本身,还要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要到陵园以外去。第三,陪葬墓方形石圈的问题。我们注意到陪葬墓上面四周都有一个方形的石圈,这种现象过去是没见过的。按照我的理解,它应该是封土四边的边缘,我感觉陪葬墓本身也有小的封土,它封土的四边围起来一圈石头,多少有点像护坡的那种感觉,可能理解起来比较好,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只是一种推测,也还是要结合田野考古来做。第四,墓葬开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山上开凿规模如此大的墓葬,采用什么方法。一般来说,开凿石头是用铁钎、铁凿这些工具,但是按照矿冶史专家的研究,汉代或战国时期,采矿的时候经常采用火爆法,就是把岩石烧热了然后浇上水,把石头炸裂,然后进行开采,那么修这种大型石坑墓的时候,挖掘的过程中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方法开凿,也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进一步关注。可以说,这些现象的解决或者找到线索还是要通过田野考古本身加以解决,因此,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宽一些,想得更复杂一些,问题提多一些,可能大量问题解决不了,但是带着这些问题去做田野考古的话会更好一些。

其次,整理方面也要更为完善。整理工作刚刚开始,我期盼着整理刚开始就要和各种专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田野考古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与各种学术研究结合了,那么在资料整理过程中间也还要尽可能地跟各种专题研究结合起来。理想的情况是,将来大云山汉墓的报告,应该是大云山考古与研究报告,而不仅仅是一个田野考古报告。我们对于大云山汉墓怎么做的发掘,什么样的理念,有什么方法,这是要讲清楚的。挖出来什么东西也要讲清楚,更重要的是要把各种现象解释清楚,或者说做出一种解释,这样才是真正把这批材料发挥了作用,而且可以开辟历史研究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服务。过去情况是挖完了就出考古报告,后来发展到考古报告加检测附录,到现在更多地是考古报告加附录和综合研究篇。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西汉南越王墓做的还是不错的,因此我想将来应该出一系列的报告来公布这些材料、来解读这些材料,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考古学在古代史、古代文明研究中的作用。”

另外,李伯谦、刘庆柱、赵化成、信立祥、安家瑶、邹厚本、张昌倬、焦南峰、宋建、郑同修、李小宁、高大伦、李虹、郭伟民、林留根、李银德、邱永生诸先生在铭文制度、陵园寝庙建筑、玻璃制品分析、东阳城与陵园关系、后期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建设、现场遗迹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各自建议,为后续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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