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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淮扬文化核心人文价值和区域发展战略刍议
(季祥猛)
    淮扬文化发端于春秋,发展于隋唐,形成于明清,有2500年的历史。淮扬文化,以运河文化为魂,兼收南北,在语言、饮食、习俗等方面区别于其他地方,具有南北兼容的特点,形成开放包容心理和合作共赢的行为方式,富有时代价值。
    淮扬地区城市中,泰州在1996年8月12日前属于扬州,后单列为地级市,辖海陵区、靖江市、泰兴市、姜堰市、兴化市。古代,盐城历属淮安、扬州、泰州管辖,为地市一级区域行政中心时间很短。淮安、扬州为大运河淮扬段城市“一轴两核”。城市间因大运河而密切联系,文化共通共融,相处密切合作。故以淮安、扬州为例。
 
一、淮扬地区是大运河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地区
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北上山东与齐争霸,为运兵和运送粮草之需,开凿从今扬州到淮安末口的运河邗沟。邗沟的开凿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南北方的联系。从此,扬州与淮安成为关系最紧密的城市。无论是隋唐运河,元代京杭大运河,还是今天从山东到江苏,从江苏到浙江仍在通航的京杭大运河,淮安到扬州这一段都从未断过航,而且都是最为重要的一段,从而形成辉煌灿烂的淮扬运河文化。
第一,淮扬运河水利文化。主要指淮扬段大运河的开凿、治理和相关治河保运衙署的兴废过程,以及相关闸坝等水利设施的兴废过程;还包括治水名人文化和与水利相关的文学艺术等。淮安与扬州一直都是大运河上的枢纽城市。
东汉广陵太守陈登开邗沟西道。隋文帝为便于运兵运粮,渡江灭陈,疏浚今扬州到淮安的邗沟西道(山阳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润州刺史齐浣在今扬州瓜洲开伊娄河。唐代扬州是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运交通的总枢纽,也是陆路交通枢纽。朝廷在扬州设转运使。明代,朝廷于扬州地区的里运河中段兴筑康济河,后又开挖界首河。此为河湖分隔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河湖分隔工程才最终完成。明代朝廷还于扬州完成宝带新河开挖、瓜州治理等工程。此过程劳力出自淮扬二郡,费粮16000石,钱15000缗,半出国库,余为二郡所筹。清代扬州境内的重要水利工程有归海五坝”、“归江十坝” 等。
邗沟的北端在淮安末口,《乾隆淮安府志》载,五代前这里就筑北神堰。唐代朝廷在清口、泗州设巡院。垂拱四年(688)朝廷开北起海州南达涟水的漕渠(官河)运盐(清康熙总河靳辅自中河以下开下中河通官河,通称盐河,即今盐河)。北宋雍熙二年(968)淮南转运使乔维岳为使漕船避山阳湾风涛之险于今淮安区开自末口到淮阴磨盘口长六十里之沙河,使运河与淮河分开,形成复线运河。嘉佑间(1056~1063),为避免淮河风涛之险,淮南转运使马中甫又开洪泽渠六十里(今洪泽湖中)。元丰六年(1083)淮东转运使蒋之奇开自洪泽镇到龟山蛇浦长五十七里的龟山运河(今洪泽湖中)。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夺淮,黄淮运在淮安清口交汇。明代成祖时陈瑄被封为平江伯,任漕运总兵官,总督漕运。陈瑄在淮安知府姚斌建仁坝基础上又建义、礼、智、信四坝,合称末口五坝。沿淤废的沙河故道开清江浦,沿新建运河建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嘉靖年间,黄河开始危害淮安清口,黄河常倒灌淤塞运道。于是,清口成为整个运河最难治地区。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通过长期的治河实践,创立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治河理论,明清时的黄淮运治理成就主要得益这个理论。清康熙时,清政府曾在淮安清江浦设河道总督行馆。雍正七年(1729),在此设江南河道总督署,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河署裁撤,先后共132年,计有43任河道总督驻清江浦治水保运。因此有很多治水名人在淮安留下足迹,部分河臣还留下水利文化经典。主要有潘季驯著《河防一览》、靳辅著《治河方略》、黎世序著《续行水金鉴》。当代,扬州是南水北调东线的水源地,淮安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节点,水利文化更加昌盛。
第二、漕运文化。漕运本指水路运输,后指用船向京师解送官粮。漕运文化是运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隋以前南北水路交通功能主要是军运,军事文化深厚。长江号称“天堑”,淮河则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分界线。长江与淮河由运河沟通相连。淮扬地区就处在淮河与扬子江(长江)之间。每当国家出现群雄争霸或南北政权对立时,淮扬地区往往成为争夺的焦点,淮扬运河即为兵马通过的咽喉要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称淮扬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为“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历史上多次大战,都在淮扬地区进行,淮扬命运相连,唇齿相依,互为屏障。
隋代开南北大运河,但隋未及运河作用充分发挥就灭亡了。唐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漕粮和漕盐及其它商品运输,漕运起到加强南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北宋时漕运量大幅增加,扬州是漕船由长江入运河的节点,淮安是漕船由运河入淮河的节点,泗州是淮河入汴河的节点,朝廷在扬州的仪征设发运使,在楚州设转运使,并在真州(扬州仪征)、楚州(淮安)、泗州设转搬仓,转运东南六路粮食。北宋每年漕运量600到800万石。南宋时南北漕运受阻。元代实行海、河并运,以海为主,明、清时漕运为最盛。自隋大运河开凿起,一千多年的漕运文化不仅反映漕运的政治、经济制度,还包括与漕运有关的漕船制造文化,以及与漕粮运输装卸地点相关的漕运码头文化和与漕粮储存、转搬相关的漕仓文化等。唐宋时,今淮安地区就是漕运要枢。自明代起,漕运的指挥中心——漕运总督署一直设在淮安山阳(今淮安区),后期迁淮安清江浦(清河县治所,今清河、清浦两区)。据《漕运总督纪略·序》载,明清两代前后有262任漕运总督在这里任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清江浦建有时为全国最大规模的漕船厂——清江督造船厂,建有漕粮转搬仓——常盈仓,以及淮安关等与大运河运输相关的官衙和管理设施。同时,扬州也设有钞关。由于大运河的开通,为各地商人深购远销提供了条件。明清时淮扬的商品贸易非常发达,朝廷为了保证商品税的征收,明宣德四年(1429),在沿运河的漷县(今通州)、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等地设钞关。淮安关、扬州关都是运河沿线的重要税关,其历史文化能够反映出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商品流通制度,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今天,扬州于钞关遗址刻巨石以记。淮安对税关遗址遗物予以保护并复建关楼和关署。足见淮、扬的漕运文化的丰厚。
第三,盐文化。有关资料载,两淮之盐,开发历史悠久,又得天时地利,故古称煮海之盐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两淮盐赋实据天下之半。中唐以后,实行盐铁官卖,海盐受到特别重视,楚州的涟水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扬、楚二州各有盐廪数千个,淮盐多在扬州集散,扬州为全国盐业中心。明代,两淮以淮河为界分淮北和淮南盐场,分属泰州、淮安、通州三分司。明清时期的两淮盐税占整个国家盐税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为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柱,历来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明清时期,扬州是两淮盐都转运使司署所在地,管辖淮安、泰州、通州三个分司,总商大贾聚居扬州,今扬州尚存的汪氏、贾氏、卢氏三个盐商住宅,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有汪氏小苑和个园,都是盐商建造的园林,与住宅融为一体,也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安明清时的河下、清道光后的西坝皆因是淮北盐的集散中心而繁荣。明洪武初朝廷在涟水设盐业巡检淮安分司。清顺治三年(1646)淮北盐运分司暨监掣移设于山阳河下。道光十一年(1831)盐纲改票后,淮北盐监掣迁到清河西坝(今淮阴区)。国家业盐管理机构到哪,盐商就跟到哪,那个地方就会繁荣起来。
由于黄河夺淮带来的泥沙堆积填海使大海后退延伸100多华里。新的陆地新建县响水县和滨海县属今盐城地区,这里现在还是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新中国建立后江苏油田打井队在进行石油勘探中发现淮安盐矿。今已探明淮安地下盐矿储量为1300亿吨,淮安被誉为中国新盐都。所以,淮扬地区的盐文化源远流长。
第四,宗教文化。运河时代,淮安、扬州的宗教都十分兴旺,所建祠庙很多,有的与运河的开凿和治河保运有关,有的与城市百业生产经营有关,还有的与居民的精神需求有关。其中还是以祭祀水神的较多,且具有神的谱系复杂、祠庙沿运河和险工险段而建和功利性强的特点。扬州有邗沟大王庙,所建时代不详。位于今黄金坝古运河北岸,供吴王夫差塑像,配以西汉吴王刘濞塑像。旧庙已毁,但近已重建。纪念夫差的特别意义就在于让人们记住他所开凿的邗沟对加强中国南北方的联系,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邗沟在中国南北大运河开凿史上具有肇始地位。另外,扬州还建有盐宗庙:“在古城区东南隅康山街20号。清同治二十年(1873)两淮盐商共建。奉祀盐之祖宗三人:古之初煮海盐的夙沙(据《说文解字》)、最早的盐商胶鬲(据《孟子》),最早提出食盐官营政策的管仲。扬州盐宗庙是国内仅存的祭祀海盐人文初祖的宗庙。今之盐宗庙已经修葺。大门南向,依次为门楼、照厅、祠堂。”另外,扬州城内唐代有500多座寺庙,清代有400余座,今存有上百处宗教建筑。瘦西湖内有大明寺,内有鉴真纪念堂。南郊有高旻寺,内有七级浮屠,为镇洪利漕而建。还有天宁寺、重宁寺、文峰寺等。而淮安运河宗教文化多指水神崇拜。由于大运河治理和运输之难,故寄希望于上苍保佑。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精神寄托。淮安历史上的水神崇拜很兴盛,建有很多庙宇祠堂,如淮渎庙、惠济祠、栗大王庙、风湖大王庙、金龙四大王庙等,除史书有相关记载外,今淮安市区还有若干遗存。纪念治水名臣陈瑄和潘季驯的陈潘二公祠、纪念漕运总督吴棠的吴公祠,纪念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的栗大王庙。寺庙有慈云寺、关帝庙、东岳庙等。调查发现,金龙四大王、妈祖等神灵是淮安、扬州皆有的神灵。
 
二、大运河文化对淮扬文化形成的重要影响
在大运河开凿之前,太湖流域及东南沿海入北方的交通联系是主要从长江出海北航,沿淮河口溯河而上到泗水入淮口,再由泗水北上到达北方。同时,江淮之间有陆路相通,新石器时期,江淮文化就具有一致性。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与齐争霸,开邗沟,南起扬州,北到淮安,沟通长江和淮河。此时运河的流向是由南向北的。那么,这好比一根带子把淮扬地区的人联系在一起。东汉广陵太守陈登开邗沟西道,经历代不断治理,形成今天里运河的基本格局。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为加强中国南北交流,首次开凿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北至北京南到杭州,由永济、通济渠,邗沟(为整修治理)、江南河四段组成,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唐代时今淮安地属楚州,治山阳县。山阳渎改名为扬楚运河。(今淮安区)白居易《长相思》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这说明,当时汴水分两路:北汴一路经徐州入泗,再沿泗水入淮。南汴一路经通济渠到泗州直接入淮。到宋代时,淮安到扬州的大运河称楚扬运河。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漕运中心随之转移到北京,故元朝开会通河,对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原由南方经淮河入通济渠西北向的漕运通道,为从北京直接到淮安清口,再沿楚扬运河到杭州的完全南北向的运河,即今天的京杭大运河。《明史》(卷八十五 河渠三运河上)载:“明初运粮河,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故淮扬运河,明清至今又有里运河之称,但国家有关申遗文本还称淮扬运河。历代王朝开大运河主要目的是运兵、运粮和其他重要物资,但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淮扬文化的总根子是运河、脉络是运河。明清两代对大运河的运输事宜和河道治理最为重视,且自明永乐元年(1403)设立督运总兵署,直到1905年漕运总督裁撤共500年国家管理漕运机构一直设于淮安。扬州是两淮盐务中心。可见,运河文化对淮安、扬州这两个城市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第一、大运河与淮扬方言的形成。淮扬方言属于江淮官话的一部分。《江苏省·方言志》载,淮扬方言是指大致包括江苏扬州市、淮安市、镇江市、盐城市、连云港市及滁州市部分地区,相当于江苏省除了南京方言之外的洪巢片地区。江淮官话即江淮方言最大特点是:阴平调值、入声喉塞尾和入声韵。
江淮方言区自古位于中国南北两大语言文化区中间,是在南北语言交汇融合中形成的。而交汇融合往往与相关历史重大事件相关联,特别是南北政权对峙时的战争。而这些事件大都与东部沿海主要通道大运河有关。吴王夫差开邗沟实际是一次重大的军事活动。夫差领兵驻扎在扬州筑城,命名为邗城,方形,版筑城垣,周长约10华里。此事在实现军事目的同时,也把吴地的文化带到扬州。春秋战国时吴、越、楚先后都统治过江淮地区。汉武帝时故越国的人迁居江淮有数万。东晋永嘉之乱晋室东渡以后,大规模的北人南下成为中国移民运动的主流,江淮地区成为北人南下的途经地、中转站或落脚点,而原来的江淮居民却大量移往江南。这期间北方对江淮的影响越来越大。明初还出现朝廷驱赶大量吴越之民南迁江淮的事件,民间称“洪武赶散”。 这些人当然是从江南乘船经运河到淮扬地区的。这些历史事件或多或少与运河相联系。归结一句话大运河客观上带来南北文化的交流,江淮方言由此逐渐形成。
第二、大运河与淮扬菜的形成。淮扬菜与鲁菜、川菜、粤菜并称为中国四大菜系。形成于沿淮扬运河一线的扬州、淮安、镇江一带。淮扬菜形成史当然很漫长,但最终定型是在明清。当年淮安是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淮北盐集散中心、漕船制造中心和漕粮转搬中心。两淮盐政院署和盐运使司衙署设于扬州。扬州是两淮盐务中心。既集聚很多达官显贵,又集中很多豪商巨贾。他们食不厌精,挥金如土。有市场、有钱挣,则吸引全国各地厨师争相来淮扬献艺。淮扬菜注重刀工,刀法细腻,口味清淡。高岱明《淮安饮食文化》一书中提出淮扬菜特点是:和、精、清、新。“和”的含义为,大德载物,勿伤天和,养身为要,组配谐和,口感适中,味众至和。精的含义为,选材必精,用材必当;千锤百炼,厨艺精湛。“清”的含义主要是用时令蔬菜和厨师做出的菜肴不油腻等。“新”的含义主要是注重创新,标新立异。《清稗类钞》介绍的五大筵席淮安据其二:全鳝席和全羊席(另满汉全席、燕窝席、豚蹄席)。现淮安厨师仍擅为全鳝席、全羊席、全鱼席、全鸡席、淮安白鱼宴等,还开创盱眙龙虾、洪泽湖蟹宴等国际美食品牌。扬州人认为:淮扬菜是一个开放融合的博大体系,是集扬州菜、苏州菜、上海菜、杭州菜等各路菜之大成,其发展过程体现四方文化的融合。所以,淮扬菜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产物,是南北东西饮食文化的水乳交融。
第三、大运河与淮扬民俗的形成。淮扬地区比较有特点的明显的习俗有:岁时习俗,如,二月二、三月三乞巧节等;饮食习俗,如,吃重阳糕,冬至吃汤圆子等;游艺习俗,如元宵赏灯、都天庙会等。这种习俗由北到南渐浓,以镇江为界。春秋时,吴国灭干(邗)国,淮扬大部分地区属吴国,周元王四年(前473)越国灭吴国,淮扬大部分地区又属越国,后越又被楚灭,淮扬地属楚。因此,毫无疑问,吴、越、楚对淮扬地区的习俗都有影响。《隋书·地理志》把属于江都郡的山阳(淮安区)与吴郡(苏州)毗陵(常州)的各县同列一个风俗区内,并把山阳视着吴地。但吴地对淮扬习俗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明初的“洪武赶散”。大量的苏州人被强迫迁移到淮扬地区,对淮扬地区民众习俗的影响是很大的。正是因为有大运河,淮扬地区才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才成为南北文化交汇之地。明代诗人姚广孝有《淮安览古》云:“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而且“襟吴带楚”一词已经被收入成语词典中。
第四、大运河文化与淮扬地方戏剧的形成。江淮地区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和过渡地带,这里的语言以及民风民俗即兼有南北地区的一些特征,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戏剧也就兼融了南北戏曲的一些特点。
先以淮剧来说,它成熟后的总体格调是既有北方剧种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戏曲的温柔婉约,这正是因为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来自南北的共同影响,并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南北戏剧的优长来营养和发展自己的结果。而在不断地吸收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又都是与大运河紧密相关的。
淮剧,是由苏北民歌、号子、民间说唱及香火戏发展而来,也曾叫江淮戏、淮戏,1951年前后始称淮剧。主要流行于里运河两岸,即今江苏省境内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运河两岸的淮安市、盐城市,以及扬州市、泰州市的部分地区。又曾因大量的苏北民工和艺人流入苏南和上海谋生,所以,上海市以及苏南地区,也是淮剧的流传区域。
苏北地处里运河两岸、淮河下游,这里自古巫风盛行,民间的船民、渔民和农民都十分相信船头会、火星会、太平会、收猖会等迷信活动。为驱邪纳吉、酬神祭鬼,经常请“僮子”们念偈跳神、祷祀还愿。僮子们为娱悦民众,常在祭神之余,妆扮人物演唱巫书、神书及劝世文中的故事关目,也有学着戏曲的表演,演唱些民间故事或传说,这样的演出即被称为“香火戏”。这些香火戏艺人大多是半农半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卖艺,年成不好时还要流浪行乞,以唱“门头词”维持生活。他们演唱的曲调,都是由秧歌、田歌、牛歌、号子等乡音土调融化而成。地处上河地区的清河、淮安的语言受北方语影响较大,声调硬而高,这里的号子、牛歌也高亢、奔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只用锣鼓伴唱的唱腔被称为[淮调] 。[淮调]的兴起,奠定了淮剧唱腔音乐的基础。”下河地区的建湖、盐城的语言受南方语影响较大,声调软而低,这里的田歌、秧歌则较为柔美、抒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唱腔称为[下河调]。正因为语言和风俗有所差异,所以就形成了西路淮剧较为粗犷激越、东路淮剧较为柔和温情的不同风格。
因演唱“香火戏”的艺人又能唱“门头词”和民间说唱,故被民众称为“三可子”,而把“香火戏”也就叫做“三可子”了。
“三可子”在民间生长和流传时期,正是徽剧随着徽商在河运发达的淮扬地区盛行的时期,有些唱“三可戏”的艺人为了糊口,主动与唱徽剧的一起搭班演出,而唱徽剧的艺人为了拓开农村的演出市场也有加入到三可子行列里来的,两个剧种同台演出,就形成了淮剧所特有的“徽夹可”发展时期。而在徽剧的影响和哺育下,“三可子”的唱腔和表演均有了较大的提高,演出的剧目也不断的丰富起来,作为一个剧种也就走向了成熟阶段。
到了辛亥革命前后,三可子班社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从草台走进了戏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洪泽湖泛滥,上、下河地区一片汪洋,相当多的艺人随着谋求生计的大批难民渡过了长江,三可戏流入到江南后,即被称为江北戏或江淮戏。
诸多的苏北劳苦大众流落到了苏南,特别是在上海,工厂里、码头上,拉黄包车的、澡堂服务的,到处都有苏北人。江淮戏在这里就有了广泛的社会活动基础,演出也就逐渐地红火起来,连有些原来唱京剧的艺人,也先后加入到唱江淮戏的队伍中来了,京剧和淮剧同台演出,又被称为“京夹可”。更因受到大上海和江南时新文化的影响,江淮戏的表演艺术又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单从唱腔上来说,先学过徽剧、京剧,到后来又改唱江淮戏的谢长钰,于1927年和琴师戴雨宝共同研究,在[老淮调]、[下河调]的基础上融进了京剧的一字多腔的演唱技法,在乡土味浓的基础上融入了文雅细腻的韵味,特别是增加了胡琴伴奏托腔,更增添了演唱的情感表现力。也正因为用了拉弦伴奏,所以被称为[拉调]。
1939年,多才多艺的筱文艳与琴师高小毛,鼓师王士广共同商量,进一步拓展了[淮调]、[拉调]的旋律展开空间,乐句结音也是可宫、可徵、可羽,唱词结构也进一步突破了齐言句式,与[淮调]、[拉调]相比较,旋律、乐句、词句等都更为自由了,所以被称为[自由调]。唱腔的表现力更为丰富多彩,剧种也更为成熟。
而在上海唱戏的艺人回到家乡时,又把在上海学到的技艺传了回来,从而带动了苏北戏曲水平的提高。
江淮戏在苏南大发展的同时,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其时,以三可戏、香火调演出的剧目即被称为淮戏。因有新音乐工作者的加入也推动了剧种的创新和发展。
扬剧是发源于扬州,成长于上海的戏曲剧种,现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古老的“花鼓戏”和“香火戏”为基础,又吸收了扬州清曲、民歌小调发展起来。嘉庆以后运河敝坏,盐业萧条,经济崩溃,商人破产,市民困顿,由香火戏衍生的“扬州乱弹”,失去了原来的基础。班社瓦解,艺人星散。扬州乱弹在100多年之中积累起来的艺术不得不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而与民间固有的香火戏、花鼓戏结合起来,于是,扬州出现香火戏和花鼓戏。后来,香火戏自称“维扬大班”,花鼓戏自称为“维扬文戏”,活跃于上海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维扬戏”或“扬州戏”之名首先出现于上海滩。新中国成立后,改称扬剧,主要流行于苏北、江南、上海和安徽滁州部分地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是扬剧艺术日臻发展与走向成熟的时期,推出《血冤》、《皮九辣子》、《史可法》等一批有影响的剧目。
第五、大运河与淮扬的文艺和学术的形成。淮扬地区大运河枢纽城市的地位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优秀的人文精神对淮扬人的滋养,不仅使淮扬地区诞生出很多,像韩信、关天培、周恩来、江泽民、胡锦涛等杰出人物,还造就淮扬地区发达的文学艺术和学术。
西汉淮阴(今属淮安市)的枚乘(汉赋鼻祖)、枚皋父子在文学史上有名。枚乘为汉赋鼻祖,《汉书》载:枚乘有九篇,《七发》为其代表作,也是汉赋的开山之作。汉武帝时枚乘在梁纳妾,生子皋。枚皋武帝时文学与司马相如、东方朔等大赋家齐名。据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载:东汉共有儒生、文士65人,淮扬区内的淮阴有儒生1人(以下相类数据同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人有建安七子陈琳和南朝乐府诗人鲍照等。据《新唐书》的《儒学》和《文艺》篇所载儒生、文士统计结果,全国120人,长江流域以江南道人才最为集中,共有儒生、文士32人。次为山南道儒生1人、文士4人,再次为剑南道和淮南道(儒生1人、文士1人)。唐代淮扬属淮南道。扬州诗人上官仪擅长五言诗,其诗颇得太宗、高宗赏识。北宋全国儒生、道学、文士共119人。北宋时淮扬属淮南东路,有儒生1人、文士1人。高邮(时属扬州)有诗人王令和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淮阴(时属楚州,今淮安)有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还有画坛奇士淮阴人龚开等艺术上较有建树,代表作《中山出游图》和《宋江三十六人赞》等。明代全国儒生、文士108人,扬州有文士1人。明代中后期,出身灶丁之家的泰州平民教育家王艮,独创“淮南格物”和“百姓日用即道”学说,主张“有教无类”,称为泰州学派,其哲学思想影响巨大,被大思想家黄宗羲称为“政治上的陈胜、吴广”。明代的神话小说家《西游记》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水浒传》作者是今盐城人施耐庵。
清代全国儒生、文士170人,扬州儒生10人、文士4人,淮安儒生1人、文士3人。相对于苏州、常州而言,“江北淮安、扬州二府亦为学术重镇。淮安学风以山阳为盛,开发者为阎若璩。阎本太原人,然而生长及讲学均在山阳;而后又有丁晏颇为博学;鲁一同则以古文出名。扬州以世学家传闻名。如江都汪氏(汪中所传)、仪征阮氏(阮元所传)。宝应刘氏(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以《论语正义》为家学)。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以语言小学为精,号为高邮父子)、仪征刘氏(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光汉等以《左传新疏》为家学,刘文淇与刘台拱齐名,故号为扬州二刘)等,世代相传,学风绵延不绝。”乾、嘉时形成扬州学派,为乾嘉汉学重要分支。
清代在艺术上最有名的是扬州八怪画派。清初有查士标、石涛、程邃等,查成就最大。清中叶有金农、郑燮、黄慎、高凤翰等人,稍后以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的影响为大。八怪中的善画芦雁的边寿民是淮安人,人称“边芦雁”。
另外,明清时,也是淮扬地区医学兴盛时期,明代,淮安出现潘氏医学世家。清代形成山阳医学,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吴鞠通为宗师,著《温病条辨》,后有传人刘金方、韩达哉、汪筱川等。扬州地区历史上也多名医。清代医家葛天明著《医易》等80余卷。清代民间,淮扬名医有“淮扬九仙”之称,有淮安人刘金方,有丹徒人蒋宝素(在淮扬一带行医)、东台人杨小谷和兴化人赵海仙等。
淮扬地区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的发展繁荣无疑与运河城市的运河文化密切相关。首先因为运河的开通而形成的扬州、淮安等城市具有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交通枢纽城市的地理优势,使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提供经济基础。同时,交通枢纽城市的地理优势,使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经常在此聚会,促进淮扬地区文学艺术的繁荣。
生活在明清时期的淮扬文人所获得的学术成就与盐商,特别是寓居在淮扬的盐商关系非常密切。阎若璩本人就是盐商家庭出身,他的学养、经济支撑都与他的盐商家庭背景有关。这些盐商把持淮盐的专卖权,上面有达官显贵撑腰,下面与地方官相互利用,共同分享权利,同时把大批文人团聚在自己的周围。所以,淮扬学术与运河与盐商关系很大,是经济与学术的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淮扬的医学特别是山阳医学与盐商“好看病、好吃药”有关。盐商们仗着有钱,有病找名医,吃好药,没病就吃补药。富商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刺激医学的繁荣。书画艺术流派的形成直接与盐业盐商有密切的关系,扬州盐商是八怪书画家的赞助人。
 
三、淮扬文化的核心理念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
淮扬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活态运河文化——淮扬运河本体,及管漕、管河、管盐官衙文化等相关物质文化遗产,又有运河号子、运河诗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语言、民俗、学术、名人等方面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折射出来的核心人文价值特别明显,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中国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地的文化愈具有包容性,就愈能融合其他地区的文化,愈能强化自身的特色。唐至宋元期间的数百年间,淮扬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隋唐至明、清,淮安、扬州是沿运河一线的经济发达城市,计有1000多年繁华史。事实上,淮扬当时不仅对国内开放,而且还对国外开放。唐代时,越商、胡贾及日本、朝鲜商人常到扬州、楚州和泗州经营。扬州有隋唐大都会之称,商贾如织,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鉴真应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之邀访问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新罗人在楚州经营煤炭和水上运输业,楚州和涟水均设新罗坊。唐代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扬州、楚州(今淮安)为重要贸易港口。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过淮安、扬州,目睹其商品贸易的繁荣景象。明时,日本勘合贸易船到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使节策彦周良多次经过淮安。在其现存的游记《策彦和尚初渡集》、《策彦和尚再渡集》记下他三次到淮安活动的情况。清时,琉球国使者团都通事郑文英一行进京朝贡,归途中郑文英病殁并葬在王家营,现存郑文英墓于淮阴区图书馆后院。清顺治三年,琉球国贡使路过淮安,游韩侯钓台,敬挂百钱而去。
清康熙八年十月,大西洋国正贡使玛讷撒尔达聂道经山阳县病故,朝廷命江南布政使致祭。
开放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繁荣标志着城市的开放度。唐时,扬州、楚州和泗州一直是大运河漕运枢纽城市,南方诸郡的贡品,东南八道的物资,都必须经扬州、楚州、泗州运至京都长安。那时的扬州水上运输繁忙,有“连舻百里、帆樯蔽日”之誉。楚州商品贸易有“官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之称。楚州还是食盐的集散地,朝廷在楚州设有盐监。唐广德时,曾在扬州、清口、泗州列置巡院,负责税收和贸易管理。北宋时,朝廷在楚州设立市易务,标志着楚州为当时的区域商业贸易中心。就在宋、金南北分治时,泗州和盱眙还设有榷场,为两国边境重要贸易场所。明清两代由于河、漕、盐、榷诸国家机关在淮安的设立和过闸艰险,往来商船必须留滞等因素的影响,淮安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商品交流带来淮扬经济的繁荣,也带来文化的繁荣,直到晚清黄河改道山东利津入海,河运改为海运,淮扬城市经济才走向衰落。
淮扬地区历史上曾无数次是战争的“兵马走廊”,在南宋黄河夺泗夺淮后,淮扬地区还是“洪水走廊”。民众在有流徙性心理的同时,又具有融合性心理。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文化底蕴。加之淮扬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则包容之风渐成。这由四方面历史可以说明。第一是外地商人在淮扬建立几十家会馆,证明淮安有良好的商业环境。这些会馆均为明清时设立,直到漕运、盐业管理和榷关管理机构裁撤,商人逐渐离去,会馆才败落。扬州主要有湖南会馆、岭南会馆、江西会馆、安徽会馆、山陕会馆、湖北会馆、浙绍会馆、旌德会馆和四岸公所、宁波会馆等。淮安今存有河下的润州会馆和江宁会馆的旧址,其余的新安会馆、福建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西会馆、楚人公所等已无踪迹。几百年的会馆历史表明,淮扬当时有重商、亲商的商品贸易环境。第二是外地商人在淮扬安家,表明淮扬人对外地商人的完全接纳。如明、清时盐商主要集中于扬州和淮安的河下,清道光时实行盐业销售改革,很多盐商在西坝业盐,直到国民政府实行新盐法,就场征税,就地运销,淮南、淮北盐在淮扬集散的历史才宣告结束。但一些外地盐商长久留在淮扬,今天的淮扬人中还有一部分人是盐商的后代。第三是回族人扎根淮扬,体现淮扬人与少数民族人的融合。明、清时在淮扬有很多回族人。他们有的是来经商的,有的是择业谋生的,也有的是逃荒来的,其中,许多人在淮扬落户。据明嘉靖《惟扬志》记载,扬州有个名叫“哈三”的人,家谱记其祖先系西域鲁密国人,隋开皇间入居中国,以“医术、历算、艺勇”用于时,又有古姓,宋时由阿拉伯麦加到扬州传播伊斯兰教。南宋末年,阿拉伯人普哈丁到扬州传教,死后葬于扬州仙鹤寺,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嘉庆十五年常廷璋、戴明选两阿訇传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派入淮阴传教。今天淮安清河区有伊斯兰教古教堂,涟水、淮阴区等地均有回族人村落,淮安为苏北回族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地区。第四是官僚和文化名人来淮扬落户或侨居,标志淮扬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宋代有退休高官令狐嗣昌、赵和(赵师旦祖父)、李颀(李端叔先祖),因斥责蔡京遭贬的陈瓘,都选择在淮安安家。明有太原阎氏(阎若璩先祖)、昆山沈氏(沈坤先祖)都移居淮安。清代有绍兴上虞罗氏(罗振玉家族)、周氏(周恩来祖辈)、陕西路氏都到淮安定居。清代大文学刘鹗,祖籍丹徒,其父在河南为官,退休落户淮安。淮安区很多历史名人籍贯是外地人。总章二年(669),有38200户高丽人安置于江淮间空旷之地。
运河是一个整体工程,建造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每一河段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兴建不同的渠道、水库和闸坝,以确保整个运河的水源补给和航行通畅,并兼顾灌溉和排涝。这就要求各地区分工合作,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化的效益,即达到“共赢”。不容许任何一个地区河段出现梗阻或决裂,否则就造成全河不通。1194年,黄河夺泗、夺淮后,由于河道水系的变更,抵御水患的需要,把淮扬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清时,运河沿岸地区人民,都形成大局意识,找准自己在全局的地位,做自己该做的事,甚至牺牲局部利益也在所不计。就以明清淮安段运河来说,为了执行“蓄清刷黄”的治河方略,加高加固洪泽湖大堤,抬高洪泽湖的湖面,不惜淹没泗州城和洪泽湖西大片土地,利用高屋建瓴的洪泽湖清水,有力冲刷黄河(淮河下游)中淤积的泥沙,使黄河顺流入海,不致倒灌入运,影响漕船和商船运行。正是有了洪泽湖大堤和清口枢纽工程,才使运河得以数百年畅通无阻,维持了两岸的繁荣和国家的经济命脉不仅河道治理如此,其他如漕运、盐业、榷税、驿道等,都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形成分工合作的体系,才能有效的运行,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都说淮扬历史上的辉煌,是河、漕、盐、榷、驿五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只是看到有形的一面,其实还有无形的一面,那就是淮扬人的团结精神、大局意识,也就是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观。2009年2月4日,淮安、扬州集装箱合作项目签约。2013年7月,淮安市农委和科技局与扬大科技处合作,成立产学研办公室共建科技合作平台。这两件事体现的是淮扬人合作共赢传统思想的发扬。
从前面对淮安、扬州两座运河城市和淮扬地区文化的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淮扬城市文化核心与淮扬运河文化核心是一致的。完全可以说这个理念贯穿运河文化、淮扬文化形成的全过程。大运河申遗以来,无论是淮安,还是扬州都极力宣传自己是重要的运河城市。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花法荣提出淮安代表性文化是运河文化,整个淮安文史界比较认同。扬州从2007年起举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是全国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2008年全国第四届大运河文化节在淮安举行,说明淮安、扬州对运河文化的重视。淮扬地区核心文化与当今淮扬地区官方提出的城市精神是一致的。扬州:2012年市委提出:“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扬州精神。泰州:1996年建市之初市委就提出“团结拼搏、艰苦创业、务实高效、自强争先”的泰州精神。淮安:2001年市委提出:“团结、创新、实干、自强”的淮安精神,2013年,提出:“包容天下,崛起江淮”新淮安精神。这些精神包含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另外从淮扬地区现在的招商引资政策和生动实践,以及巨大的成效中更加集中体现淮扬人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
开放是我们国家国策和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提出来。邓小平同志有着深刻的开放思想。1984年,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中说:“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政策,是长期的政策,至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西方的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一谈话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解释为什么要开放。因为实践证明封闭就会导致贫穷落后。二是提出对外开放的具体办法。开放就是把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来。三是开放初衷和结果是争取别国支持,但其结果还具有双赢性。即在得到世界其他国家支持的同时,这件事本身对他们也是有帮助的。后来,开放政策被作为基本国策,还被写进党的基本路线。这个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因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
“包容性增长”理念是中国解决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国家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能够说明包容一词内涵。这一概念最早是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2010年9月16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他的讲话题名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他提出: “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是实现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缩小成员间发展差距,实现共同繁荣。”最后他提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应携起手来,充分运用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合作平台,深化合作,拓展合作,不断朝着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不断造福亚太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上述相关包容的历史资料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和三个意向。启示是:世界上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应打破各自为政的格局,建立区域共同发展平台。包容性增长意向一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应关心和支持经济滞后的地区;二是增长要以保持生态良好为前提,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三是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是历史的必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依然坚持这一理念,并体现在相关政策上。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与协同论契合。协同论是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于1973年创立的,是世界管理学中流行很广的新三论之一(新三论另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其核心思想是:“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系统内部不同层次、要素发生非线性的相干作用,随机涨落,各自的自由度受到整体约束机制的控制,发生自组织的协同效应,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决定子系统协同运动的是序参量(微观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支配着系统的行为,主宰系统演化过程,慢的序参量决定快的。如果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当今淮扬文化区确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非一个行政区,也没有统一组织支配,完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按照协同论理念淮扬地区各个城市必须有协作精神,有利于地区的共同发展。
 
四、淮扬地区城市协同发展战略构想
扬州、泰州、淮安、盐城等城市并非像苏锡常那样以吴文化为纽带,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目前,关于江苏的文化分区说法不一。笔者认为把江苏分为吴文化、楚汉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的四分法比较合理,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淮扬地区的领导应有共同发展的战略眼光。
首先是在文化上反对排斥,倡导认同。唐任伍在《习近平经济改革思想重大特征》一文中说到:“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都与其历史传统、发展水平、文化环境、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有机结合。”所以,淮扬地区把淮扬文化作为自己最重要文化符号,整合利用淮扬文化资源为必然选择。一座城市没有找到文化定位是不利于地区发展的,定位不准也对发展有不良影响。淮安打“运河之都”城市品牌,并把运河文化作为代表性文化,虽名至实归,但35个运河城市中有济宁等城市争“运河之都”名号,致使全面认同困难。即便认同,与区域发展也无太大益处。近10年来,扬州在城市名片打造上花的功夫最多的还是运河名城牌。2007年9月25日—28日,为了凸显运河名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交流运河保护开发利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推动大运河“申遗” 扬州举办了首届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运河名城市长论坛,来自11个国家、38座运河城市的市长和代表和300多名嘉宾参加这次活动。以后,每年照例举办。同时,在城市文化名片上扬州打维扬文化牌;在饮食文化上打维扬菜牌,总之,扬州对淮扬文化这个大区域文化的牌子关心不多。1996年以前属扬州的泰州、民国前历史上分属淮安、泰州、扬州的盐城市更找不到区域文化依附。共同打淮扬文化的牌应是淮扬地区城市发展的共同需要。其实,淮扬文化是淮扬地区共同文化是历史,是现实,还要走向未来。共同的语言、习俗,共有的名人文化资源,共用的淮扬运河、共用的洪泽湖,这些文化符号是共有的。淮扬人应用好用活这些符号。一方面建立非政府组织,但由政府资助的,由地方高等学校专家学者和地方文史专家组成的研究淮扬文化的社会组织,进行规划分工与协作,充分发掘研究淮扬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好淮扬文化资源。首要是要利用好淮扬文化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价值观。把区域文化看成淮扬四市,甚至更大范围共有文化,而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要把共有文化独占。文化是流动的,所以也不可能独占。那样既不利于别人发展,也不利于自己发展。因此,淮扬区域城市要充分利用共有的淮扬文化资源。
一要建立淮扬运河(里运河)文化旅游黄金水道,共同推进淮扬城市运河旅游业发展。2013年列入国家申遗文本的遗产区:淮安为清口枢纽区,包括河道、清口枢纽考古遗址、洪泽湖大堤、清江大闸和双金闸;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扬州为淮扬运河扬州段,包括河道、刘堡减水闸、盂城驿、瘦西湖、个园、汪鲁门宅、盐宗庙、卢绍绪宅、天宁寺行宫。从资源的特点看各有千秋。淮安的水利和官衙文化厚重,扬州秀丽,盐文化特色明显。但就淮扬运河整体文化来讲要比申遗的内容丰富得多,值得淮安、扬州共同联合研究开发和利用。运河文化应是淮扬文化资源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对发展旅游打造淮扬运河旅游线是很有文章可做的。
二要共同研究开发淮扬菜文化资源,发展淮扬菜饮食产业。实际淮扬地区也不是一直为自组织系统。雍正、乾隆等朝均设淮扬道。淮扬道为省与府之间的管河机构,受地方和河督双重领导。这是淮扬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一个无序到有序的时期。由于清中央政府对淮扬运河治理的重视,此时又是区域城市合作非常紧密的时期,也是淮扬菜形成非常重要时期。今天,无论是淮扬菜的文化研究,还是厨艺切磋,乃至市场的拓展、厨师培训等事项都应有人牵头组织,以整合利用淮扬地区的淮扬菜文化资源。淮扬两个城市对淮扬菜文化的开发都很重视,但合作的不够深入。在不少资料上看到,扬州还不打淮扬菜的牌子,打维扬菜牌子。
三要共同利用淮扬戏剧文化资源,发展戏剧文化产业。淮扬剧是我们的祖先用几百年时间探索出来的优秀戏曲文化,是淮扬人的共同文化财富。淮扬人不仅要把祖上留下来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来,更重要的是要让淮扬剧重新焕发青春。现在淮剧、扬剧依然流行于江苏上海等地,但其产业化程度不高,剧团走向市场的改革也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购买戏剧文化产品的制度还处在探索阶段。让淮扬地区的戏剧活跃起来,让这古老的优雅的休闲方式成为时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按照发展文化产业的一般规律,官、商、研、艺四位一体是加快淮扬戏剧产业发展的前提。而淮扬剧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淮扬地区城市的合作共建。
其次是充分利用淮扬地区地缘关系,树立淮扬经济一体化战略,共同推动淮扬地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除了文化因素影响外,淮扬文化区域内城市建立互助合作关系是由经济发展自身要求决定的。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没有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则淮扬地区短期内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中心城市,甚至形成淮扬区域内中心城市都不太可能。淮扬城市经济在受共同文化——淮扬文化影响外,还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把淮扬地区的各地级市分别作为工业集中分布城镇群倒是现实的。这个城镇集群又是由一个工业集中区和“通勤区”,即分散在周围的几个县组成的。这样,淮扬地区的多个城镇群又构成淮扬工业经济区。现在淮扬地区各城市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城市之一,本为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但淮扬地区的地级市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更近,需要建立更加密切地一体化关系。这是由“差关矛盾”决定的。地理分布的基本单元是事物的细小单元,或他们的集中群体。差异就是事物单元之间始终具有形态差异。关就是事物单元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差异决定关联,关联又反作用于差异。这就形成地理空间的矛盾,也就是差异和关联两个方面的矛盾。当差异处于互补关系时,关联度为高。否则,将寻求新的关联,以使事物单元之间形成新的互补关系。由此说明,扬、泰、盐、淮等淮扬城市经济发展中重视关联及互助合作是必须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以淮扬地区城市应建立一体化发展规划。规划首先要建立经济发展一体化规划。明确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分工、各自的经济发展特色,体现各城市间的互补关系。其次是建立城市建设的一体化规划。突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形成互补关系,有些重要基础设施可以共同建设。第三是建立旅游发展一体化规划。淮扬地区各城市要整合地区的旅游资源,共同规划旅游线路,共同规范旅游市场等等。
第三是充分利用淮扬地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建立生态保护一体化机制,保证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是淮扬地区发展权重中最重要的部分,高于经济和文化。是包容性发展模式所必须的。在这里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
一是要树立共享观念,共同保护和利用自然环境。淮扬地区以一马平川的平原为主,有少量的山地丘陵。境内降水丰沛,河湖众多,水网密布,处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境内洪泽湖有国家大水柜之称。还有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都是江苏的重要湖泊。淮安到扬州的淮扬运河是我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和江苏江水和淮水北调的通道。所以,本区日照充足,水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属于全国最优越地区之一;也是全国重要的水利枢纽区。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对本区的发展的基本政策,允许现代生产力的整体模式和部门模式全部充分展开。故自然环境好是本区发展的重要资本。但本区空气和水环境被污染的程度是令人担忧的。有效的环境保护更是以强烈的共享意识指导下的地区间通力合作的结果。河流的上下游城市之间城市的配合协调,空间上上下风城市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等都应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二是要遏制生态恶化势头,防止地区“共地悲剧”的发生,促使生态不断趋好。雾霾是典型的全国性的“共地悲剧”。这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形成悲剧的原因是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2013年12月4日 ,中央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当天雾霾将困扰我国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这样的灾害性天气并非一时一事造成,而是由很多不好的人为因素造成,而且是很多人为了个体或小集体的利益不惜损害大气而造成的。本区虽然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共地悲剧”,但建立生态保护一体化机制,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显得十分迫切。
目前,淮扬地区发展一体化建设意识并不强,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声音和措施。这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淮扬地区发展呼唤:⑴建议由省里协调制定淮扬地区发展一体化规划。⑵打造一个淮扬地区非官方的一个区域发展研究平台。这个平台由各城市自愿出资,平台自愿共同利用,由此推动淮扬地区共同发展。经过10年或20年的努力,淮扬城市圈有望建设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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