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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阴与河湖

                            (葛以政)

纵观历史,淮阴与河湖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这样说,淮阴的历史就是一部河湖史;就是祖祖辈辈的淮阴人与河湖相依相存、相争相存的历史;在清代康乾盛世,甚至是帝王将相封疆大吏共同参与,举全国之力以淮阴为中心与河湖抗争的历史。这就使淮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带上了浓烈的河湖色彩。

一、淮水泗水交汇与水运交通

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以淮河为界,北为徐州,南为扬州。古淮河水自安徽东下经洪泽湖身底(黄河夺淮之前并未成湖)向北来到码头镇再向北来到袁集桂塘附近折而向东,沿目前杨庄以东的废黄河再向东北入海。古代以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因此淮河下游淮水以南的地方被称为淮阴。码头镇(今名)在先秦时代绿水环绕,草绿土肥,因此人群聚集,成为宝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秦国上卿甘罗在此筑城,设立淮阴县,淮阴的地名和区域便固定在以当今码头镇为中心的周围地带。

古代泗水河是淮河的支流之一,自徐州而来经泗阳之南(泗阳因在泗水之北而得名)到李义口附近分为两支流入淮阴境内。北支流称为大清河,向东北蜿蜒来到袁集桂塘附近与淮河汇合,其入淮口因流量较大被称为泗口或清口(大清口);南支流称为小清河,向东南蜿蜒来到码头镇御坝附近(清代才有御坝)与淮河汇合,此处入淮口被称为小清口(明代嘉靖年间之后被称为清口)。由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陈登开凿邗沟西道,以及后来几经开凿形成运河,过往船只必经泗口(大清口)北上南下,因此泗口就成为交通咽喉和战略要地,在中国历史上书写出一篇篇兵家争战,赌全局输赢的战例:周亚夫扼泗口,终平七国之乱;祖逖出泗口,尽复河南失地;谢玄屯泗口、出兵援救彭城;吴明彻失泗口,沦为北周战俘;杨行密战泗口,形成割据势力;赵匡胤袭泗口,活捉南唐大员……古泗口也因此成为淮阴古代名胜的绝佳之地。

二、黄河灌泗夺淮与县治变迁

宋代之前,淮水泗水自然交汇,清水荡漾畅行无阻。因此淮泗二水交汇处称为大清口、小清口,淮阴人少有水患之苦。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金朝明昌五年)之后,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破坏,黄河多次决口,黄流南下,夺泗入淮,大量黄流经过泗水北支流来到泗口,然后夺淮(今杨庄以东废黄河)入海。经过几百年的泥沙沉淀,泗水北支流、泗口和淮河下游河床越淤越高,黄河之水也越来越受阻滞而向南漫延。因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因淮水清而泗水黄,官民思清厌黄,便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析淮阴县为清河县。而咸淳十年(1274)南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为了抗元,在大清口(今袁集桂塘)筑起了清河县城。筑城仅二年,大清口县城就被元人占领。元朝泰定元年(1324),又因黄河决口,大清口县城被毁,县尹耶律不花又将清河县城迁到甘罗城。淮水南来,黄流北至,甘罗城地僻水恶居民渐少。县治在此仅四年,于天历元年(1328)又迁小清口西北(今码头镇旧县)。明代嘉靖年间,大清口淤垫成陆,泗水北支流也渐被淤塞,被称为老黄河。以后泗水南支流变为主流,当时已被称为黄河(即今泗阳到码头镇的废黄河)来到小清口,运河口也移到此处,行水行舟皆出于此,码头镇成为水路要冲.而小清口西北的县治屡受水患,到明代崇祯元年(1628),终因水患和战乱又迁县治回甘罗城。清朝顺治三年(1646),清初大治,再次迁县治于小清口西北。又经过一百多年,由于黄河泥沙愈淤愈高,河堤也越筑越高,小清口西北的县城却越来越低,从堤上看县城就象在井中一样,康熙到乾隆年间县城多次进水,受灾深重。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苏巡抚陈宏谋经过考察,上疏请求,获准后才将清河县治移到清江浦。

三、筑高堰成大湖与康乾治水

在宋代之前,洪泽湖并未形成大湖。为了蓄水灌溉农田,高家堰前身只有一些很低的土堰。黄河灌泗夺淮之后,淮河下游河床渐高,水流不畅而向南漫延,高家堰也逐渐加高,洪泽湖逐渐形成。到了明代嘉靖年间,黄淮并涨,大水齐发,泥沙淤积,湖水渐高,高家堰横亘南北,泗州城地势低下,多次被水围困冲淹,康熙年间终没水底。泗州城先是被水淹没,继而逐渐被泥沙淤没。洪泽湖便逐渐变成悬湖,其湖底的高程超过楚州城楼顶部,有了高家堰大堤,里下河地区就有了屏障。“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也是高堰多次决口,形成水患的真实写照。因此在明清时代,朝廷重臣与治水大吏除了加高加固高家堰大堤之外,还在码头、杨庄、王家营一带采取了反反复复、重重叠叠的开河导流,筑坝堵流,建闸制水、兼通漕运的一系列连锁措施,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导流入海。但毕竟是杨庄以东水路不畅,高家堰也难挡洪水,至使高家堰仍然多次多处决口,殃及堤东城池与百姓。洪水甚至决堤南下,夺长江而入大海。至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淮阴治水已经成为康乾盛世的头疼之事。朝廷大员反复纷争,治河大吏驻节清河,屡次更迭,能治一时,难治久远,幸者升迁,殃者革职。以至于康熙皇帝六到清口,乾隆皇帝六临清河(淮阴),亲自趟水勘察,乘舟巡视,这才有龙亭御坝的产生和一系列治水大计的出台。翻开《咸丰清河县志》和《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其《旧县四境图》、《新县四境图》中水网密布、闸坝丛生、工程鳞次栉比,可见当时水势之恶、治水之艰和措施之繁。而当时洪泽湖水直抵码头御坝处的小清口,运河又从码头镇的东面过福兴闸、通济闸和惠济闸向南而西再向北环绕而行。船舰之多和过闸之险使行船速度极慢,就出现了三天才能看清惠济祠东、南、西三面景观的现象。

人们都说,淮阴及其相邻的市县都与“水”字有关。到这里才找到了最好的注脚:淮阴在淮河之阴(南);泗阳在泗水之阳(北);泗洪取泗水泛滥洪流四溢之名;洪泽取高堰筑堤形成大泽之意;淮安是淮水安澜之意,也是高堰大堤挡住洪水,堤东城池安稳、居民安居的形象写照;而盱眙从字面上看起来与水无关,而实际上是水淹泗州城,人们舍弃家园,登山避险,举目四顾,只见洪水,不见家园的维妙写真。

四、清江浦王家营与南船北马

明代永乐六年(1408),平江伯陈瑄利用宋代乔维岳所开而已经淤塞的旧沙河,开渠造闸,改其名为清江浦,后来清江浦变为地名,河则称为里运河,成为南北孔道、漕运咽喉,在明清两代均设官驻守。自清河(淮阴)县治迁到此处,市镇日益繁荣。经康乾盛世之后,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内忧外患,祸乱迭起。吴棠在此几进几出,由县令升到漕运总督,先筑土圩城墙而后筑清江浦石城。开漕运,立学馆,建文庙,清江浦仍屹为重镇。然而因为筑城在拆毁高家堰大堤石料的问题上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黄河灌泗夺淮,贻害深重。明朝弘治年间之后,开引河济漕运的事情就很棘手,会通运河负载太重,只让漕船航行而不让民船通过。只好易舟而车、另开新道。嘉靖之初,黄河改道出小清口,大清口淤垫成陆,因为王家营离大清口稍远,此时水陆分程地位更加重要。加上黄流合泗,逆水行舟,有风涛之险,明、清开河置闸,地倾流急,牵挽艰难,行人裹足,视为畏途。王家营居水陆要冲,南来北往之人,自清江浦舍舟登陆经石码头北行,渡过被黄流所夺的原淮河(今废黄河),来到王家营,再乘马或马车北上达北平。王家营清口驿是通往京都的十八个大驿站之一。东南江浙朝会,举家或结伴出游都经过王家营,没有其它道路与此媲美。就连湖北的襄阳和樊口也不见得超过此地。因此王家营的地理位置也被凸现出来,与清江浦南北呼应,成为交通咽喉,故有“南船北马”之称。

后来,因漕运不畅,加上科技进步使海上运输兴起,光绪年间又建成京浦铁路,南船北马渐稀,直到不再有问津者。清江浦与王家营便逐渐失去了交通咽喉的重要地位而被冷落了下来。

五、杨庄闸五河桥与水陆竞妍

经过历代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与河湖抗争,淮阴大地上的河湖沟渠堤涵闸坝,塞塞开开堵堵疏疏。新河旧堤,古坝新闸,记不胜记,数不胜数。至今大多成为历史遗迹乃至湮没,已难现昔日风貌,难访古代名胜。然而,古代先贤治水的辛劳,史有所载、实绩犹存,民国政府也有凿河加堤之举。今人承接前人继续谱写新的篇章。建国后为治理河湖,保障和改善水陆通行,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不仅畅通入海入江水道,彻底治服了洪水,而且将多处天堑变为通途。杨庄闸群是淮阴水利史上的辉煌篇章,是祖国和人民战胜自然的历史见证,特别是三十孔淮阴闸是几十年来淮阴人引为自豪的重要水利设施。淮沭新河、二河、盐河、废黄河、京杭运河五条河流交汇于此,在杨庄闸群的节制下各行其道,驯服的造福于国家和人民。而于2003年3月开工,已于2005年底竣工的宿淮高速公路五河口特大桥(该桥全长2062米,净宽38.6米,双向六车道,主塔高137.1米,钢绞线拉索124根,总投资2.815亿元)已飞越五河口,与杨庄闸群相映生辉,这是淮阴水利和交通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水上千帆竞发,桥上万车奔驰,现已成为淮阴区乃至淮安市一道极富魅力的风景。站在桥顶俯视淮阴,古黄河岸边绿树红花,樱花园、黄河广场、韩信广场、桃花坞公园镶嵌其中,各式花园居住小区如雨后春笋,现代建筑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昔日的洪水走廊已经变成人民安居、商贾云集、游人如织的人间胜境;文人墨客吟咏河湖、歌颂淮阴的诗文也重新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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